摘要]中外合作辦學是我國高等教育大力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和成果體現，在發展之初即被寄予“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重任。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外合作辦學秉持這一初心，不斷摸索前行，成為拉動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既是我國高等教育高水平辦學的重要命題，也是中外合作辦學在新發展階段的核心使命。本文提出，落實該目標的關鍵在于加強中外合作辦學的頂層設計、深化機制體制改革、擴大優質國際教育資源供給、完善質量保障體系，并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以打造辦學主體核心競爭力；不同類型及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中外合作辦學主體也應結合自身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策略。

[關鍵詞]中外合作辦學；高等教育；辦學主體；人才培養

上海大學召開首屆教育對外開放大會現場

中外合作辦學是我國高等教育在對外開放新局勢下尋求突破、實現跨境教育的一種主要表現形式，[1]經過40多年的發展已成為與公立、民辦教育并重，拉動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2]2021年12月3日，第十二屆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年會召開。會議聚焦“世界大變局下的中外合作辦學：以高質量發展助推新發展格局構建”這一主題，聚集了來自政府、辦學機構和學界的一批專家，共同討論新形勢下中外合作辦學發展中的質量與成效問題，其焦點是如何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并且辦出特色與水平。這是中外合作辦學在新時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也是其承載的核心使命。本文梳理了中外合作辦學從“守初心”到“承使命”的發展歷程，探討了其當下實現扎根中國、比肩國際的關鍵所在。

守初心：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歷程與價值

學界對于中外合作辦學發展歷程的梳理，主要以各級主管部門召開的重大會議或發布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意見為依據。有研究者指出，改革開放至今，中外合作辦學經歷了探索與緩慢發展期（1978年-1992年）、政府鼓勵與規模擴張期（1993年-2002年）、制度完善與規范調整期（2003年-2009年）和質量提升與特色發展期（2010年至今）四個重要階段。[3]也有研究者認為，自《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與實施以來，中外合作辦學大致經歷了調整探索發展（2010年-2013年）、注重內涵發展（2014年-2016年），以及深化提升發展（2017年至今）三個時期。[4]實踐管理者往往更關注相關政策意見作用于辦學主體所產生的規模效應和結構性影響。一些深耕該領域的管理者認為，中外合作辦學主要經歷了緩慢摸索（上世紀90年代“摸石頭過河”）、立法規范（2003年《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頒布）、謹慎相持（政策時緊時松）、規模發展（2000年后，包括教育部批準的9所獨立法人中外合作辦學大學建立），以及內外雙循環發展（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等幾個重要階段，每一階段都為后一階段發展奠定了基礎。

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辦學模式主要包括獨立法人設置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非獨立法人中外合作辦學二級學院，以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三種類型，后兩者占絕大比例。截至2021年10月底，經教育部批準或備案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達到2447個（包括1295個本科以上機構和項目），覆蓋（除哲學、軍事學和交叉學科以外的）11個學科門類200多個專業；合作對象涉及39個國家和地區800多所境外高校和700多所中方高校。[5]研究學者和管理實踐者對于中外合作辦學的關注點雖有差異，但普遍認同此類機構和項目的出現與發展源自“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培養國際化人才”的目標驅動，可以說這也是中外合作辦學出現在中國大地上的“初心”所在。

過去數十年間，中外合作辦學通過引進境外合作高校的優質國際化課程、教材，學習借鑒國外先進人才培養理念，引進海外優秀教師等方式，極大提升了本土學生的國際視野、外語能力和跨文化適應力，也為更多學生提供了跨境交流學習和實習的機會。在此過程中，中外合作辦學對于我國高水平大學建設的價值日益凸顯。

據統計，截至2020年12月，超過90%的原“211工程”大學開展了中外合作辦學；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國防科技大學之外的所有原“985工程”大學都不同程度地開展了中外合作辦學；首批137所“雙一流”建設高校中有120所開展了中外合作辦學。[6]中外合作辦學通常由國內高校中具有一定競爭優勢或特色的學科觸發，通過吸引相關學科領域國外優質資源，首先促成基于中外雙方利益共享的人才培養和課程、專業建設，繼而推進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及科研合作平臺建設。隨著交流合作的深入與涉及問題的增加，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也在學習借鑒國外合作方的過程中摸索出適合自身發展的組織管理機制，并輻射和影響其母體高校的管理制度改革。辦學聲譽與成效的提升為中方母體高校加速全球合作網絡布局、擴大國際影響力提供了重要支撐，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也往往成為母體高校延攬海外高層次人才、吸納國際優秀生源的重要載體。整體而言，當前國內辦學成效比較突出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大都呈現出積極的溢出效益。以“初心”為指引，這些機構從“依附借鑒”到“自我成長”，實現了對自身辦學能力的塑造，并以此對母體高校的整體規劃、發展定位、內涵建設等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承使命：中外合作辦學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當前，世界格局正在經歷深刻變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續影響放大并加劇了國際關系中的既有矛盾，給國際環境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客觀上也加速了我國高等教育邁入新發展階段的步伐。在人員、科技和資源跨境流動遭受“硬阻斷”的挑戰下，高校作為創新人才培養的主陣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主戰場，承載的開放和創新職能進一步增加。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補充，并且是高度依賴跨境交流合作的辦學主體，中外合作辦學亦面臨挑戰。根據中外合作辦學監控工作信息平臺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出現大量“轉關停”現象。這種快速無序的興廢更替實際上反映了辦學主體對于辦學目標、管理規范以及質量觀的理解局限或偏差。一些辦學機構和相關部門對于為什么辦、怎么辦等問題仍缺乏清晰認知。他們以簡單機械地滿足“四個1/3”指標要求為限，但對于這些標準或合作方提出要求的合理性與適用性缺乏深層次思考，對于如何提升自身辦學質量更缺少洞見與規劃。一些辦學機構的資深管理者認為，疫情猶如按下一個“暫停鍵”，加速了不同辦學機構之間的兩極分化，迫使更多機構去思考，前面的路該怎么走。

面對新形勢，2020年4月，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為推動我國經濟行穩致遠、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指引了重要方向。2020年6月印發實施的《教育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在“提質增效”的基礎上強調了“加快和擴大”“穩步和有序”的新要求。[7]“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提出要“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實現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8]這些理念、政策與意見都為中外合作辦學進入寬領域、多層次和質量優先的新發展階段提供了政策保障、行動指南和根本遵循。

除了積極有利的國內市場與政策環境支持，事實上，中外合作辦學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例如，與疫情出現之前相比，中外合作辦學的潛在生源市場擴大，有望招收到更多準備出國但難以成行的本土優質生源，并增加對海外優質留學生的吸引力。疫情期間的人才流動空窗期為中外合作辦學加大海外引智的力度與質量提供了重要時機。疫情客觀上加速了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領域的融合，可為中外合作辦學不斷開發和升級在線教育新模式提供關鍵助力。后疫情時代混合教學與管理模式轉變對于此類機構也是重要信號。如何利用此契機加強對于風險危機情況的預警和應對，同樣值得思考。新形勢促使高校全球合作布局調整，加固和拓展優質海外生源基地和重要合作領域，亦可成為中外合作辦學未來布局中的一個戰略重點。

中外合作辦學的本質屬性，決定了此類機構必須扎根中國大地才能汲取不竭的發展動能，其辦學初衷與演進歷程表明此類機構可承擔提升我國高等教育高水平辦學的一份重任。扎根中國、融合創新、辦出特色與水平，是中外合作辦學在新發展階段的重要命題，也是其承載的核心使命。

中國特色與國際水準：中外合作辦學的未來之路

從“守初心”到“承使命”，中外合作辦學行穩致遠。如何維持國際化與民族性之間的張力平衡、彰顯中國特色且保持國際水準，是此類辦學主體在新發展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基于上述問題與分析，我們提出如下思考：

第一，加強頂層設計與學科布局。中外合作辦學應成為一項更具特征化、使命感和時代性的“系統性工程”。早期中外合作辦學主要由高校自發或偶然觸發，一些機構和項目的建立往往得益于個人或特定契機，缺乏持續性和系統性，也不一定完全契合高校整體規劃。在新的發展形勢下，傳統辦學模式難以為繼。中外合作辦學主體應更加重視頂層設計、整體規劃和學科布局，回歸辦學初心和使命，將自身置于國家、區域以及高等教育發展事業的藍圖中，思考如何最大程度地體現自身價值，并實現高質量發展。例如，上海當前首要面向國家發展需求和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等戰略任務，優先支持與世界排名前100位的一流大學在微電子、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等相關領域開展高水平中外合作辦學，推進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實質性合作，這為滬上相關高校和辦學主體提供了重要發展方向。

第二，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中外合作辦學應進一步加強與體制內辦學的融入，通過助推高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來完善自身建設。經過多年摸索和發展，中外合作辦學積累了獨特的經驗與模式。尤其對于非法人設置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而言，如何讓這些經驗與模式在母體高校中得到更好展現、發揮更大作用，關系其未來發展的深度與廣度。以上海大學中歐工程技術學院（UTSEUS）為例。疫情期間，學院通過聯聘教授方式引進境外合作方法國技術大學集團特級教授3人（其中2人已入選上海市高層次人才）作為學術帶頭人，搭建國際化研究團隊，為學院培養行業精英保駕護航。其創新的聯聘制度成為學校探索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也為機構發展爭取了更多資源。

第三，擴大國際教育供給能力。中外合作辦學具有吸納和轉化國際資源的先天優勢，應進一步增強在來華留學生教育、本土學生國際教育等方面的擔當和作為。例如，上海大學現有的中外合作辦學二級學院是全校吸納留學生最多的機構。這些學生通過在校學習和生活，深入了解上海的歷史和文化，成為展示城市品格最生動的名片。這些學院也因此成為更多留學生聚集的平臺。上海理工大學在疫情期間通過教育部批準擴增辦學規模，并與滬上中學簽訂協議，成立了該校2020年首家掛牌的優質生源基地，在面向國內擴大教育供給的同時也為機構發展提供了生源保障。

第四，持續完善質量保障體系。中外合作辦學應建立內生性質量觀，激發以機構自身發展而非外界壓力驅動的持續改進文化與行動，這將決定此類辦學主體在追求目標過程中可能企及的高度。從接受評估到參與國際認證，是中外合作辦學主動找差距、補短板，持續完善質量保障體系的一項積極舉措。以商科認證為例，上海交大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西交利物浦大學（XJTLU）以及上海大學悉尼工商學院（SILC）是目前率先通過AACSB商科認證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AACSB認證商學院”的資質為這些機構躋身國際一流商學院行列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五，打造辦學主體核心競爭力。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建立“發展的自覺性”，[9]并創造難以取代的價值。這意味著管理者要有恰當的戰略觀和危機意識，主動整合所能獲得的各種力量，持續且開拓性地推進機構發展。通過引進和吸收促進中外資源的“融合”，是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的必由之路。辦學主體還應進一步思考如何做到與境外合作方“和而不同”，在培養“內懂中國、外懂世界”的高水平復合型人才、輸出切實可行的中國方案等方面發揮更大價值。在與國內同行競爭中也要進一步結合區域、市場和文化因素，辦出特色和水平。

除此之外，不同類型、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中外合作辦學主體，應基于自身現狀制定個性化發展策略。例如，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大學可憑借在辦學自主權和資源獲取方面的優勢，進一步發揮對于我國高等教育的創新引領作用；非獨立法人設置的二級學院要繼續做精做強，成為中方母體高校中最具發展潛能的基層組織；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必須及時調整轉型，契合市場與教育發展需求，不斷提升競爭力。另外，與新建或成立時間不長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相比，資深機構和項目已到了向外賦能的新階段。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當此類機構的辦學能力開始全面超越其境外合作方時，經年培養形成的中外合作關系和模式又將朝著怎樣的方向、以何種方式推進，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研究。（作者 徐昭恒 系上海大學國際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管理學博士。本文系中國高教學會中外合作辦學研究分會2020年度重大項目[ZWHZBX20200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龔思怡，呂康娟.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核心能力建設：一個高校樣本[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7（2）：28-33.

[2]中外合作辦學網.中外合作辦學已成高等教育“三駕馬車”之一[EB/OL]. http://www.cfce.cn/a/news/zhxw/2014/1121/2782.html. [2014-11-21]（2021-12-1）.

[3]王志強.新時代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歷史變遷與未來展望[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9（8）：74-78.

[4]李陽.中外合作辦學十年（2011-2020年）：發展、成就與展望[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1（3）：1-13.

[5]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 第十二屆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年會[EB/OL].https://mp.weixin.qq.com/s/LJGJJGFJCp84mjyaUX2TsA. [2021-12-3]（2021-12-5）.

[6]郭強等.“雙一流”建設高校中外合作辦學的路徑反思[J].高校教育管理.2021，15（3）：35-44.

[7]教育部.教育部等八部門印發意見 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6/t20200623_467784.html.[2020-6-23]（2021.12.3）.

[8]澎湃.“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EB/O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864719.[2020-11-5]（2021-12-5）.

[9]華長慧，孫珂.高水平中外合作大學研究——理論建構與實踐探索[M].北京：高等教育研究.2018：69.

來源：神州學人（2022年第2期）

作者：徐昭恒

　近日網友“宋巖巖”問政：

　　1.請問城鄉居民醫保所說的大病報銷和二次報銷指的是一個嗎?二次報銷時超過一萬二的部分，報銷比例是多少 2.基本醫療報銷和大病報銷報銷時，是一起提交辦理嗎?報銷之后完成，是否還可以申請二次報銷? 3.可否適當增設電話熱線，每次打電話咨詢都是忙線。

　　市醫療保障局回復如下：

　　問題一

　　回答：

　　1、目前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是指超過參保居民發生的統籌基金支付范圍內的住院和門診特殊治療費用，經基本醫療保險支付后個人自付部分合規醫療費用超過大病保險起付線標準以上的，按規定納入大病保險支付范圍。

　　2、目前大病保險賠付比例為：自2022年1月1日起，出院時間在2022年的城鄉居民參保患者大病保險實行分段支付政策，大病保險起付線為1.2萬元，大病保險基金支付2萬元(含2萬元)以下部分支付比例為65%，2萬元至5萬元(含5萬元)部分支付比例為70%，5萬元以上部分支付比例為75%，取消年度最高支付限額。對低保、特困和返貧致貧人口繼續實施降低大病保險起付線50%，分段提高5%報銷比例，取消年度最高支付限額。

　　問題二

　　回答：

　　1、城鄉居民參保人員在定點醫療機構發生統籌基金支付范圍內的住院和門診特殊治療費用并直接醫保結算時，大病保險跟基本醫療保險是“一單制”一站式結算，不需二次申請。

　　2、如果城鄉居民參保人員發生統籌基金支付范圍內的住院和門診特殊治療費用需回醫保中心進行“零星報銷”時，經基本醫療保險支付后個人自付部分合規醫療費用超過大病保險起付線標準以上的，會通知參保人員給予大病保險報銷。

　　問題三

　　回答：

　　目前各科室業務量非常龐大，無法及時接聽您的電話首先表示歉意，其次您若有醫保相關業務可以撥打“12393大慶醫保服務熱線”，會有專業話務員去對接您的業務。

　　原問政網址請點擊進入：http://wz.dqdaily.com/wlwz/2022-01-21/170737.html

　　問政熱線：6666669

　　編輯：鄒天涯

　　審核：謝麗艷、劉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