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李琳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明清徽州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負責人、安徽師范大學教授）

書院是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和學術傳播陣地，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形成于唐、五代，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書院的數量成為衡量宋代以后區域教育發展程度和學術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書院的發達，對明清徽州的學術發展、教育繁榮和人才培養起到了重要作用。

書院分類分層

民國《重修婺源縣志》言：“聞諸故老，婺在昔四郊書院常相望，鄉先正集徒講學聲相聞。”其實，不只婺源一縣如此，徽屬其他各縣亦然，故康熙《徽州府志》云：“新安講學書院較他郡為多。”明末閹黨禁毀書院，其黨張訥也曾疏言：“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據不完全統計，徽州在宋元時期共存在書院42所，明清時期則有93所。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徽州最早的書院是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績溪人胡忠在龍井建立的桂枝書院，比歐陽修主政潁州時創建于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的潁州西湖書院還早40多年。明清時期，徽州知名的書院有府屬紫陽書院、古紫陽書院，歙縣的斗山書院、問政書院，休寧縣的還古書院、海陽書院，婺源縣的紫陽書院、福山書院，祁門縣的東山書院、神交精舍，黟縣的碧陽書院、中天書院，績溪縣的潁濱書院等。書院的發達，成為明清徽州社會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從“主創者”來看，明清徽州眾多的書院可劃分為民辦和官辦兩種類型，而以民辦書院為主體。官辦和民辦的劃分，是僅就“主創者”而言的，如果從經費來源和經營管理來看，徽州除府屬紫陽書院外，大體均可劃歸民辦序列。因為這些書院的經費來源主要是民間捐輸，特別是徽商的資助；在經營管理上，所實行的是民間自主經營管理的模式。這也是明清徽州書院的重要特色之一。

如府屬古紫陽書院系由歙戶部尚書曹文埴同歙紳鮑志道、程光國等倡議，于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復建：其建造經費，徽州兩淮鹽商動支了“營運項下款銀”，同時諸商個人還“捐銀八千兩，鮑志道又獨力捐銀三千兩以助成工”；建成后的章程規定“山長以邑人公議延請，官吏俱不為經理，院中司匣一人、司事二人皆公舉”。又如黟縣碧陽書院，系由知縣謝廷杰于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創建，但碧陽書院章程規定：“山長以邑人公議延請，經費由典商領本生息，官吏俱不為經理。院中司事二人，由公舉；司匣，每都一人，各舉。”再如被稱為休寧“一邑之學”的海陽書院，系由知縣王佐于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創建，但海陽書院也是“請縣申詳，其山長聽邑人公議延聘，膏火支放不經官吏”。

明清時期，徽州書院大體可劃分為四個層級。第一層級，“凡肄業者由學政于六縣生童中挑送”，為一府“俊秀者”所提供的講學會文之所，與府學比肩，為徽州的最高學府。府屬紫陽書院和古紫陽書院屬于此類。第二層級，是“聚一邑之秀良者于其中”，為一縣“俊秀者”所提供的講學會文之所，與縣學比肩，為各縣的最高學府。上述列舉的各縣知名書院大多屬于此類。第三層級，是聘名師“以教鄉之俊秀者”，為一鄉或一族之“俊秀者”講學會文之所。一部分鄉里書院和宗族書院屬于這種類型。第四層級，是塾學、義學性質的書院，為鄉族子弟提供啟蒙和初級教育。如黟縣黃村黃氏家族建“集成書院”，“創會立規，課子侄輩讀書其中”；休寧的率溪書院是率口程氏家塾；婺源的玉林書院是項氏為“鄉子弟肄業”所建。

助推學術演變

書院與學術傳播結下了不解之緣，二者相互推動、互為因果。這一點在徽州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

徽州書院促進了宋元時期“新安理學”的形成。徽州是程朱理學的故鄉，其書院的興起與發展和徽州士儒研究與傳播理學的關系最為密切。自朱子于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回徽州省墓、講學，特別是南宋理宗后朱子學正統地位的確立，徽州地區出現了一大批“篤志朱子之學”的名儒碩士，并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新安理學”派別。

作為朱子嫡傳的新安理學家，他們以發揮朱學義理、光大朱子之學、傳播朱子思想為己任。為此，紛紛創辦書院，或主持書院講學，將書院作為光大和傳播程朱理學的重要陣地。如休寧程大昌建西山書院，“以淑學者”；休寧吳儆建竹洲書院，“與其徒窮搜經史，四方負笈至者歲數百人”；婺源的胡一桂建湖山書院，遠近師之者甚眾；婺源的胡炳文建明經書院，四方聞風來學者云集；休寧的程逢午“與族父若庸講明正學”，“薦授紫陽書院山長”。

徽州書院推動了明中后期徽州的學術思想由理學到心學的轉變。明代中葉，陳獻章遠承陸學余緒，提出“君子一心，萬理完具”“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端倪”的思想，反對朱子的“格物窮理”之學。這標志著朱子學統一局面的結束，也是明代心學思潮的開始。獻章而后，明代心學分為王守仁的“陽明學派”和湛若水的“甘泉學派”。陽明學派“宗旨致良知”，甘泉學派“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兩派相互融通、互為唱和，就門庭興旺和影響廣大而言，甘泉學派遠不及陽明學派。

心學興起后，特別是王守仁的“致良知”學說的出現，迅速傳至全國，“學其學者遍天下”，心學遂取代程朱理學而成為明中后期占全國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潮。而徽州這個程朱理學的故鄉，在明中后期“天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的社會思潮沖擊下，也成了王學流布的地域。湛若水親往徽州，先后在斗山、天泉、中天等書院講學；王守仁高第鄒守益、王艮、錢德洪、王畿、劉邦采、羅汝芳等亦先后前來徽州，依托徽州書院主講盟會。每次會講，少則“聽講數百人”，多則“聽講幾千人”。在王、湛心學的強大攻勢下，恪守程朱、無所創新的新安理學家毫無還手之力，而新安后學則耳目一新，于是紛紛轉向“致良知”一途，“崇尚《傳習錄》，群目朱子為支離”。王、湛心學遂逐漸取代朱子學而成為徽州學術思想的主流。

徽州書院促成了清初徽州程朱理學的中興。清朝建立后，大力倡導程朱理學。借朝廷倡導之東風，一批在明后期沉寂的新安理學家們，又以“負擔道脈”為己任，決心重振徽州的朱子之學。為此，他們采取了兩方面措施：一是紛紛前往徽州各地書院主講，“非朱子之言不發于口”，一意宣傳程朱理學，奪回被心學控制的書院講壇；二是制定書院講會會規、會約，規定“會友必擇”，非程朱信徒不得入會，要求講會內容“總括以尊朱宗孔之大旨”，從制度上保證程朱理學在書院講會中的獨尊地位。通過新安理學家們的同心倡率，清初徽州書院“春秋集講，文物衣冠，彬彬一堂，盡去舊習，化為尊孔宗朱壇席”。

徽州書院又為清中葉徽派樸學的興起提供了“舞臺”。清乾隆后，徽派樸學興起。江永的從訓詁以求義理的新的治經方法一經出現，就引起了徽州學者們的極大興趣。乾隆年間，江永講學紫陽書院，戴震與同郡鄭牧、汪肇漋、方矩、程瑤田、金榜等人即從江永受學，繼之他們聚集在歙縣大商人汪梧鳳的“不疏園”中探討問難，這些人后來都成為徽派樸學的干城之將，其中以戴震得江永之學最全、成就最大。在徽派樸學“魁碩迭起”的同時，具有號召力的新安理學家則相繼辭世。清代，新安理學的中興至此結束，徽州書院講壇遂逐漸被徽派樸學家所占據，如凌廷堪曾主講紫陽書院、汪龍應聘主講古紫陽書院等。這些樸學家們以經史訓詁教授生徒，從而使徽州學風為之一變，“其所學者，訓詁詞章之末”也。

助力教育發展

從宋代起，徽州“俗益向文雅”，特別是宋室南渡后，“新安比之鄒魯，博雅之儒，彬彬如也”，從此徽州“文風昌盛”“名臣輩出”，開始躋身于中國文化教育發達的區域行列。到明清時期，徽州各種教育機構星羅棋布，致有“山間茅屋書聲響”“后漸戶誦家弦矣”，形成了教育高度繁榮的局面，被譽為“文獻之邦”“東南鄒魯”。誠如曾國藩所言，徽州的“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

書院既是明清時期徽州教育繁榮的表現之一，又在徽州教育繁榮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力作用。徽州書院層級的形成，構建起在傳統的社學、塾學、官學之外，與其平行而又互補的另一條教育系統。徽州書院這條教育系統，具有三方面的功能：

一是為徽州的蒙學教育，或者說“小學”教育的普及添磚加瓦。明清徽州眾多的書院，有很大一部分是為普及鄉族子弟教育服務的。除上文所列舉的之外，還有如明代婺源的桂巖書院，是由桂巖的戴氏所建，“割田購書，以訓鄉族子”；明代休寧商山吳繼良“構義屋數百楹，買義田百畝”建義學以供鄉族子弟讀書其中，名之曰明善書院；祁門的李源書院，明弘治年間李汛建，“以助族之子弟能讀書者”；清代婺源周溪項儒珍“為鄉子弟肄業”建玉林書院等。

二是為優秀的童生和府縣官學不能容納的生員提供肄業場所，即承擔所謂的“中學”和“大學”教育職能。童生是指完成啟蒙教育尚未考中府縣官學成為生員的學子，童生參加生員的選拔考試稱童試；生員則是指通過了童試選拔而進入府縣官學讀書的學子。清代徽州府六縣每次應童試的總童生有八千人左右，而徽州府學和六縣縣學的錄取有定額，平均錄取率只有2.3％左右。

大量落選的童生，特別是想再次參加童試的優秀童生就學無門。此外，府學、縣學規模有限，能容納生員在校就讀的人數有限，所以新一屆生員進校而往屆生員就得離校，這些離校的往屆生員也就沒有了固定的肄業場所。所以，徽州人建書院，其目的之一就是解決這一問題。同治《祁門縣志》載：祁門“儒學弟子員凡二百，而學舍僅百之十”，于是知府留志淑和知縣洪晰“作學舍五十間、文會所三間、仰止亭一間、庖四間，以居諸生講肄其中，榜曰‘東山書院’”。又如徽州府屬紫陽書院，“向取內外課生（員）、童（生）六十人給予膏火”，到清嘉慶年間，由于歙商程光國和其子的資助，“紫陽書院內外課膏火生、童始取一百二十人”。再如府屬古紫陽書院，“肄業正額生監八十人，童生四十人”；黟縣碧陽書院，“正額生監四十人、童生二十人”。由此，徽州學子“學之地，自府縣學外”，就是“多聚于書院”了。

三是講會與課藝并行，將學術與功利統一到書院的教育教學之中。書院建立的目的本是為傳播思想、發明學術，所以聚眾講學、自由研討是書院教育的優良傳統。清初，雖然書院的講會之風一度頗為盛行，但遭到封建統治者的壓制，在清政府的引導下，康熙中期以后漸行廢止。于是清代的絕大多數書院，“師儒所教率不出時文帖括”，“書院專究制藝，不務實學，乃一無足稱矣”。課藝、應舉成為清代書院最主要的教學活動，書院特有的講學與研究風氣幾至無存。

在銓選入仕，學者“舍科第無他途”的情況下，徽州書院自然不能超脫舉業的影響，所以徽州書院同樣圍繞科舉考試制定了嚴格的課藝制度，如府屬紫陽書院、古紫陽書院和祁門東山書院都開設有“大課”“小課”，并對開課時間、考試內容、成績評定和獎懲等作出具體規定。然而，與全國大多數舉業書院不同的是，徽州書院并未完全變成“獵取科名”的場所，亦即并未完全變成科舉的附庸，而是在課舉子業的同時，仍然堅守傳統的講會制度，將講會與課藝統一于書院的教育教學活動之中。據休寧《還古書院志》記載，直到乾隆年間，徽州書院每年仍在實行春秋會講制度，如“（乾隆）四年己未仲秋，會講三日，會友五十五人”；“五年庚申仲秋，會講三日，會友五十八人”；“六年辛酉仲春，會講三日，會友三十九人”；“六年辛酉仲秋，會講三日，會友四十三人”。徽州書院這種講會與課藝并行、學術與功利并舉的辦法，既提高了徽州學子的學術水平，又滿足了他們應舉入仕的現實需要，從而為明清時期的徽州培養出大量人才。

綜上可知，對徽州書院的研究，為我們深入了解宋以后中國學術思想演變提供了視角；為我們系統認識明清區域教育史，特別是區域間各層級教育組織形式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標本；也為中國當代教育的轉型升級，特別是眾多高校“書院制”教育的實施和完善提供了歷史鏡鑒。

《光明日報》（2024年08月07日 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天（6月1日）起

這些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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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首部專門針對生態保護補償的法律——《生態保護補償條例》自6月1日起施行，明確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對開展重要生態環境要素保護的單位和個人，以及在依法劃定的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等生態功能重要區域開展生態保護的單位和個人，予以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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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包裝重金屬與特定物質限量》強制性國家標準將于6月1日實施，這是首部關于快遞包裝的強制性國家標準，明確禁止使用有毒有害快遞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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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郵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靠港補給的規定》將從6月1日起施行。鼓勵國際郵輪在我國港口靠港補給，保護國際郵輪經營者、靠港補給物資及相關服務提供者的合法權益。

6月1日起，向在境內合法工作和居留的外籍人員開放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與境內考生實行統一的考試制度。符合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報名條件的外籍人員，按照就近方便原則報名；另外，外籍人員在境外的會計從業經歷，可以計入從事會計工作年限。

《福建省婦女權益保障條例》將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針對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配送員、貨車司機等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女性勞動者權益保障作出規定，推動政府為其提供免費的“兩癌”篩查服務；增加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女性勞動者生育保險規定。

《沈陽市進一步促進外來人口落戶若干政策措施》6月1日起施行。落戶新政共10條，包括取消積分落戶名額限制，放寬學歷落戶、投靠落戶、購房隨遷落戶人員范圍等以及在沈陽取得《遼寧省居住證》、在沈陽租賃房屋、在沈陽務工即可落戶等。

新修訂的《成都非機動車管理條例》6月1日起實施，《條例》規定，駕駛非機動車時未佩戴頭盔、在機動車道行駛、逆行、以手持方式撥打接聽電話等，駕駛人將會被警告或處5元以上30元以下罰款。

轉自：央視新聞

來源： 大灣區之聲

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

李書磊

文化關乎國本、國運，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立足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著眼賡續中華文脈、推動文化繁榮的重大使命，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重大任務，明確改革路徑和具體舉措，為新時代新征程文化改革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

一、充分認識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重大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既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物質富裕，也要通過文化體制改革，激發文化生命力、創造力，實現精神富足。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文化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力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強大支撐。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文化繁榮興盛，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事關國家長治久安、民族永續發展。

（一）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是擔負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然要求。中國共產黨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自覺致力于在賡續歷史文脈中推進文化創造，在傳承中華文明中推動文化進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統謀劃和部署，推動新時代宣傳思想文化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特別是我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面向新時代新征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的文化使命。完成這一使命，關鍵在改革。必須通過改革進一步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為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二）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是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內在要求。相對于物質滿足，文化是一種精神力量，是一種訴諸長遠、訴諸千秋萬代的視野與情懷。越是物質富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是強烈。而且，隨著人們文化素質、文化水準提高，人們對文化作品質量的要求更高了。這些年，我國文藝創作生產能力大幅提升，各種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數量高速增長，文化供給的主要矛盾已由“夠不夠”轉向“好不好”。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優質文化產品服務不斷涌現的體制機制，更好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

（三）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是加快適應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新形勢的迫切需要。從歷史上看，每一次信息技術革命都推動傳播革命。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方興未艾，新的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在文化領域不斷催生各類新業態、新應用、新模式，深刻改變文化創作生產和傳播消費方式，深刻重塑媒體形態、輿論生態和文化業態，深刻推動不同文化和價值觀念交流交融交鋒。信息技術迅猛發展也推動國際傳播格局和國際話語場深刻調整，為我們占據國際傳播制高點、構筑國際話語新優勢提供了契機。面對新形勢，唯改革者勝。要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全方位改革，推進工作理念、內容、形式、方法、手段全方位創新，把互聯網思維和信息技術應用系統貫穿到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中，實現全面徹底的數字化賦能、信息化轉型。

（四）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的時代要求。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社會正站在十字路口。一方面，通過文明交流互鑒應對共同挑戰、邁向美好未來的呼聲日益強烈，國際社會對中華文化的關注與日俱增，期待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發揮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宣揚文化競爭并挑起文明沖突、意識形態對抗的傾向也有增無減。尤其是中國快速發展引起個別國家強烈不安，他們憑借信息優勢和輿論霸權丑化我國形象，歪曲抹黑的輿論攻勢不斷加劇。無論是推動文明交流互鑒，還是應對國際文化競爭，都要求我們深化改革，完善國際傳播體制機制，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以真正在國際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

二、牢牢把握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基本要求

文化兼具產業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決定了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更具復雜性。要貫徹《決定》精神，堅持正確改革方向，牢牢把握基本要求，穩妥有序推進改革。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堅持以什么樣的思想理論為指導，是文化改革發展的首要問題。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在新時代，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和鞏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地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自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確保我國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高舉起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旗幟，為做好新時代新征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要堅定不移用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導文化體制機制改革，自覺把這一思想貫徹落實到文化改革全過程各方面。

（二）增強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增強文化自信，是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的根本前提和先決條件。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該改的、能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文化自信來自于我們的文化主體性，要堅持“兩個結合”，以馬克思主義推動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鞏固文化主體性，堅守精神獨立性。

（三）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的優秀文化人才隊伍。文化生產是創造性勞動，核心在人，人才濟濟、人物輩出，文化才能繁榮興盛。文化體制機制改革要“目中有人”，把育人才、強隊伍作為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健全符合文化領域特點、遵循人才成長規律的人才選拔、培養、使用機制，改革人才評價激勵機制，努力培育形成規模宏大、結構合理、銳意創新的文化人才隊伍。文化人才的出現有其自身規律和特點，要通過改革營造有利于人才脫穎而出的政策環境，營造有利于人才創新創造的文化生態。要能識才、重才、愛才，健全聯系服務機制，真正把人才凝聚到黨的宣傳思想文化事業中來。

（四）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創新創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是文化繁榮興盛的活力源泉，也是文明綿延繁盛的不竭動力。中華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一個重要原因是中華民族始終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進行文化創新創造，涌現出一個個文化高峰。可以說，一部中華文化發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創新創造史。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要把激發全民族創新創造活力作為中心環節，加快完善遵循文化發展規律、有利于激發活力的文化管理體制和生產經營機制。要充分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鼓勵解放思想、大膽探索，營造積極健康、寬松和諧的氛圍，讓一切文化創新源泉充分涌流，讓一切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

三、堅定不移將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引向深入

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是文化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要聚焦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瓶頸問題，以戰略性、引領性改革舉措不斷深化改革，努力開創新時代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一）完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但形勢依然復雜嚴峻，斗爭和較量有時十分尖銳，必須進一步完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和靈魂，要健全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指導實踐工作體系，完善黨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制度，推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常態化制度化。哲學社會科學是意識形態的重要支撐，要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實施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面向中國田野、解決中國問題、形成中國理論，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輿論工作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順應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趨勢，實施全媒體傳播建設工程，用互聯網思維主導資源配置，構建適應全媒體生產傳播的工作機制和評價體系，推進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推動主力軍全面挺進主戰場。

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是意識形態中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要完善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制度機制，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思潮，在全黨全社會形成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規范，提高全民族文明程度。農村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點，要深入實施文明鄉風建設工程，弘揚新風正氣，倡導科學精神，推進移風易俗，煥發鄉村文明新氣象。要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構建中華傳統美德傳承體系，健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體制機制，健全誠信建設長效機制，教育引導全社會自覺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堅決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要積極探索網上思想道德教育分眾化、精準化實施機制，創新方式方法，增強說服力感染力。建立健全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協同治理機制，解決好群眾反映強烈的道德問題。

（二）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沉實厚重、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是一個時代文化高度的重要標志，也是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關鍵所在。文藝作品是文化產品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提高質量作為文藝創作的生命線，推出更多優秀作品，從“高原”向“高峰”邁進。要堅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結合，尊重文藝人才，尊重文藝創造，形成文藝精品和文藝人才不斷涌現的良好局面；堅持抓作品和抓環境相貫通，積極營造健康的文化生態、活躍的文化環境，形成文藝精品和文化環境相互生成的生動情景。要改進文藝創作生產服務、引導、組織工作機制，引導廣大作家、藝術家立足生活的深厚沃土，自覺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學習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充分發揮個性與創造力，推出更多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文化遺產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保護好祖國的文化遺產是我們的歷史責任、神圣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遺產十分珍視，強調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對文化遺產保護有一系列深刻論述、明確要求，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要理順體制機制，建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協調機構，建立文化遺產保護督察制度，組織開展文化遺產保護督察，著力推動文物古跡、古老建筑、名城名鎮、歷史街區、傳統村落、文化景觀、非遺民俗等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加快構建大保護格局。

（三）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人在哪兒，宣傳思想工作的重點就在哪兒。”現在，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的新空間，那就也應該成為文化建設的新空間。要深化網絡管理體制改革，統籌和打通網絡內容生產和傳播各環節各領域，按照歸口領導、集中統一、高效協調的原則，進一步整合網絡內容建設和管理職能，推進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推動形成更加科學高效有序的治網格局。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目前最具革命性、引領性的科學技術之一，要盡快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發展和管理機制，推動這一重要領域的產業發展、技術進步與安全保障，做到趨利避害、安全使用。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輿論飛地，要加強網絡空間法治建設，健全網絡生態治理長效機制，使互聯網始終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

（四）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一個大國發展興盛，必然要求文化傳播力、文明影響力大幅提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還沒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要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促進宣傳、外交、經貿、旅游、體育等領域協調配合，推動部門、地方、媒體、智庫、企業、高校等主體協同發力，加快構建多渠道、立體式對外傳播格局。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用好中華文化資源、緊扣國際關切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善用文化文明的力量，是提升國際傳播效能的必然要求。要建設全球文明倡議踐行機制，推動文明交流雙邊多邊合作機制建設，深入實施中華文明全球傳播工程，廣泛參與世界文明對話，擴大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