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環球網

【作者：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團隊；執筆人：Enoch Amoah（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譯者：杜瑩，鄭舒意（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自1957年以來，加納通過克瓦米?恩克魯瑪領導的人民大會黨的努力，成為非洲擺脫帝國主義枷鎖、實現獨立的先驅。

一、恩克魯瑪政權的政治思想

獨立后，加納成為非洲一顆耀眼的新星，也是整個非洲殖民地尋求靈感、援助和方向的國家。加納公民對本國經濟繁榮、消除貧困和不平等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問題持有非常樂觀的態度。更重要的是，克瓦米?恩克魯瑪早在加納獨立之前就明確表示，在結束對加納的殖民統治之后，另一項主要任務是采取措施在加納建設社會主義。

盡管恩克魯瑪長期堅持社會主義信念，但在1957年至1960年期間，人民大會黨政府在繼續執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同時，對國家經濟保持最低限度的國家干預。繼續推行殖民政府自由貿易政策的決定主要是出于對外國投資和技術援助的需要。在政治上，為了處理日益加劇的種族問題的緊張局勢，防止反對黨破壞人民大會黨對政治權力的控制，政府采取了一些嚴厲和激進的政治措施。這些措施包括1957年的《避免歧視法》，該法禁止組建基于地區和族裔的政黨；1958年的《預防性拘留法》，賦予總理下令不受拘束的權力，以命令逮捕和監禁任何人，不需要經過公民的審判。

但是，在1961年，即加納共和國成立后的一年，恩克魯瑪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明顯轉變。在1961年4月8日的黎明廣播中，恩克魯瑪通過將可可貿易國有化，正式開啟了加納共和國的社會主義階段。在接下來的五年里，政府幾乎干預了經濟的每一個部門，成立了國有企業來經營黃金開采業、種植園農業、加工業、運輸業、建筑業、銀行業和市場營銷業等。此外，巨額投資被投入到該國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港口設施中。在此條件下，諸多新的鐵路連接線被開通，將各個地區和村莊連接起來。同時，政府還成立了國家航空公司——加納航空公司，以及國家航運公司——黑星航運公司。在貿易領域，政府嚴格控制進口，并將1961年成立的加納國家貿易公司轉變為該國商品的主要進口商和分銷商。在殖民統治結束后，加納也脫離了英國殖民時期的貨幣體系，人民大會黨政府就銀行業務層面予以新的規定：一是所有國有企業都必須向加納商業銀行存款；二是用塞迪紙幣和佩塞瓦硬幣取代原有的加納鎊、先令和便士。恩克魯瑪在任期間，最大的投資是伏特河項目，該項目于1965年完工，其目的不僅是為加納的工業化提供大量廉價電力，更是為整個西非地區提供電力，其電力來源主要依靠的是一家鋁冶煉廠。這座大壩也是恩克魯瑪在非洲大陸實現泛非主義野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恩克魯瑪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使加納成為許多獨立的非洲國家羨慕的對象。然而，為了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實現社會經濟革命，恩克魯瑪作出了不利于國家經濟的財政安排，最終使得國家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都付出巨大的代價，以至于破壞了許多最初取得的成果。

在經濟方面，到1965年，加納的國家經濟已經陷入絕境，因其外匯儲備只有50萬英鎊，遠不足以支撐整個國家的正常運轉。在政治方面，恩克魯瑪在1964年宣布加納為一黨制國家，凸顯了政府日益增長的不寬容、獨裁和壓迫的傾向，這一舉措使得恩克魯瑪更加不受歡迎。隨著一黨制的形成，恩克魯瑪成為終身總統，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廣泛的權力，并禁止反對黨的出現。更有甚者，根據1958年的《預防性拘留法》，反對人民大會黨和恩克魯瑪的主要政黨成員被逮捕，未經審判就被投入監獄。在社會方面，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國家部長和人民大會黨積極分子中存在腐敗現象。并且恩克魯瑪本人的性格和態度也發生了變化。1960年以前，恩克魯瑪被認為是一個節儉的人，憎惡金錢、財富和炫耀，過著正直的道德生活，的確堪稱楷模。然而，他的許多親信和內閣成員都認為，從1960年開始，他的這些值得稱贊的品質開始消失，恩克魯瑪變成了一個妄自尊大的人，沉迷于自己的權力和野心。

二、加納第一次軍事政變

在政治動蕩的背景下，加納面臨兩種基本的政治選擇：一是暗殺恩克魯瑪，二是發動政變。此前，在1961年至1964年期間，有兩次企圖暗殺恩克魯瑪的行動均以失敗告終。第二種選擇被實現是在1966年2月24日凌晨。1966年2月21日，恩克魯瑪應北越胡志明總統的邀請，離開加納阿克拉前往越南河內，探討美國對越南戰爭升級的發展前景。就在恩克魯瑪在北京訪問期間，獲悉國內政變，他已被推翻。

1966年2月24日的政變是軍方在加納警察的大力支持下發動的。政變的幾個理由，包括恩克魯瑪政府壓迫政治批評家、內部存在腐敗的政府官員以及經濟管理不善等。軍方接管兩天后，政變領導人發布了一份公告，成立了負責國家管理的國民解放委員會，由J.A. 安克拉中將擔任主席。同時，委員會的成員都是高級軍官和警官。

為了解決遺留的經濟問題，國民解放委員會設立了一個經濟委員會，探討如何償還加納的債務。該制度能夠通過談判重新安排償還主要外債的時間，并尋求國際社會的進一步援助。在國內，國民解放委員會采取了緊縮政策，包括削減政府支出總額和使國家貨幣貶值，作為挽救國家經濟措施中的一部分。在政治和外交領域，面對與恩克魯瑪政府斷絕關系的國家，國民解放委員會采取行動改善加納的形象。例如，派代表團前往美國和歐洲各國解釋政府的政策，并重申加納不結盟的承諾。

在1966年2月26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國民解放委員會明確表示，他們“沒有政治野心，急于盡快將權力移交給合法組建的代議制政府”，國民解放委員會在執政后不久就承諾設立憲法委員會，以確定加納公民支持的新憲法類型。隨后還成立了選舉和地方政府改革委員會，就設置新國民議會的選舉程序提出建議。根據選舉和地方政府改革委員會的建議，成立了特別選舉委員會，以登記加納全國的合格選民，并解除了恩克魯瑪任職期間頒布的組建政黨的禁令。作為恢復國家憲法統治的最后一步，由150名成員組成的制憲議會委員會負責討論憲法委員會提交的憲法草案，并為加納第二共和國起草最終憲法。選舉于1969年8月29日舉行。此次選舉由科菲?布西亞（Kofi Busia）領導的進步黨，贏得了140個席位中的105個。

三、第二共和國與布西亞政府

根據1969年憲法規定，加納第二共和國于196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由進步黨領導人、東文馳選區議會議員科菲?阿布雷法?布西亞（Dr. Kofi Abrefa Busia）擔任總理。一個由三名成員組成的臨時總統委員會在文官統治的第一年半時間里取代了民選總統。該委員會于1970年8月解散。選舉團選擇愛德華? 阿庫福? 阿多先生（Mr. Edward Akuffo Addo）擔任禮儀總統。

人們對布西亞政府期望很高，因為進步黨的成員大多數為知識分子，因此，他們對于國家如何進行治理具有更強的敏銳度。當局認為國家發展的關鍵是農村的發展。基于此，布西亞政府把農村發展作為首要任務。為了確保這項政策的成功，該政府成立了一個單獨的部門——社會和農村發展部，并設立了農村發展基金，旨在有更充足的資金為農村地區提供良好的飲用水。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建議，布西亞政府實施了緊縮政策，包括讓塞迪貶值44%，以促進出口，降低進口對加納消費者的吸引力。在外交政策方面，布西亞的睦鄰政策與先前的政策沒有任何不同。然而，由于布西亞總理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取向以及國內經濟不景氣，進步黨政府并沒有追求完全的不結盟政策，而是傾向于與西方合作。

盡管進步黨政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政府的一些行動削弱了人民的信仰。在政治方面，政府不受歡迎，因為國家部長違反1969年憲法，拒絕公示財產。政府聲稱要解決國家工作人員過多、效率低下的問題，解雇了568名國家工作人員，后來發現被解雇的大多數人都是反對派的支持者，這一舉動增加了民眾對該政權的不滿。同時，布西亞總理還被指責對種族隔離的南非態度軟弱，呼吁通過外交手段解決該國的種族主義政治文化。在經濟方面，政府在1971年實施的緊縮政策疏遠了有影響力的農民群體，在那之前，他們一直是人民黨的支持者，嚴重影響了中產階級和受薪勞動力，使其面臨工資凍結、稅收增加、貨幣貶值和進口價格上漲等問題。在社會問題上，布西亞政府也受到了批評。其中包括1971年頒布的《學生貸款計劃法》，該法不僅廢除了加納的免費教育，還對已經遭受苦難的工人征收5%的國家發展稅，以及民眾對腐敗指控等問題。

由于上述原因，加納在民主管理方面的第二次嘗試在1972年受到挫折。 1972年1月13日，第一步兵旅指揮官伊格內修斯?庫圖?阿昌龐（Ignatius KutuAcheampong）上校派軍官向總統轉達問候，并向總統解釋為什么軍隊在那一天不僅撤回了對民政當局的支持，而且還推翻了民政當局。 就像1966年的政變一樣，它發生在首相布西亞總統不在加納而去英國進行體檢的時候。

四、軍隊的回歸

在推翻了政府的進步黨后，一個軍政府——民族救贖委員會成立了，伊格內修斯?庫圖?阿昌龐（Ignatius Kutu Acheampong）為民族救贖委員會主席并成為國家元首和總司令。上校為其行動所提出的理由集中在三個主要問題上：一是上一任政府對國家的經濟管理不善；二是其違背一個重要社會形態的利益和愿望；三是其違背宣誓支持的民主憲法。作為國家元首，阿昌龐終止了1969年的憲法，禁止政治活動，逮捕了1300多名前政治家，并成立了強大的軍事法庭。

阿昌龐上校和他的同謀們自詡為昔日的恩克魯瑪學者，試圖扭轉“新殖民主義者”出賣布西亞政府的局面，讓加納回到恩克魯瑪政府時期的美好時光。阿昌龐下令將恩克魯瑪的遺體(他于1972年4月27日在 Rumania 去世) 接回國，并安葬在加納，還為他舉行了一場與前國家元首相稱的國葬。此外，當局政府還通過扭轉前政權的財政政策贏得了民眾的支持。例如，其取消了對工人征收的5%的發展稅，修訂了1971年的緊縮預算，將貨幣升值了42%，并拒絕償還該國的許多外債。阿昌龐認為，自1966年2月24日以來，有必要拒絕償還約9440萬美元的貸款，因為這些合同受到腐敗和其他形式的非法行為的玷污和破壞。此外，行政部門對農村的農業發展有著濃厚的熱情。其推出了各種政策，包括“自給自足行動”、“生產大米行動”和“供應行業行動”，以提供足夠的普通食品，滿足加納人的需求，并為工廠生產當地原材料。

盡管民族救贖委員會在1972年至1975年執政的前三年取得了初步的經濟進展，但很快就面臨巨大的問題，使國家陷入經濟危機。面對1975年出現的經濟危機，在當年10月9日，當局對民族救贖委員會的政治結構進行了重組，一個由七人組成的最高軍事委員會(SMC)應運而生。不幸的是，新政權仍然無法解決加納民眾日益惡化的生活水平、經濟上的不當行為和道德上的墮落問題。1976年9月，加納律師協會公開主張迅速恢復文官統治。針對因管理不善給大多數人民帶來痛苦而產生的越來越多的不滿、不安、批評和不滿情緒，阿昌龐于1976年10月宣布，他希望在聯邦政府概念的大方向下將加納歸還至文職人員手中，構建一個由軍隊、警察和平民組成的無黨派政府體系。

阿昌龐認為，聯合政府的理念是為了確保國家政治進程的穩定。然而，這一想法遭到了反對派的強烈反對。批評者認為，聯合政府的概念可被視為政府采取行動遏制不同政見并將參與性壓力引入有利于維持和擴大國家對人口的控制的途徑的頂點。國內各種有組織的團體——認可專業機構協會、加納基督教理事會和加納全國學生聯合會譴責校董會并要求其辭職。但阿昌龐拒絕了此要求，因而造成了國內的大罷工現象。到1977年7月中旬，由于全國經濟陷入停頓，革命仍在進行，阿昌龐被迫撤銷了他的計劃，但堅持認定他將繼續擔任政府首腦，直到1979年7月1日。反對派在國內社會完全混亂的情況下，成功地鼓勵了一系列罷工，這些罷工在1978年5月至7月期間使全國完全陷于癱瘓。為了防止混亂升級，并使國家生活恢復正常，阿昌龐政權決心將聯合國政府強加于加納，導致軍隊發動了一場不流血的宮廷政變。

五、阿庫福將軍和第二最高軍事委員會政權

1978年7月5日，阿昌龐被迫辭職，弗雷德里克?威廉?夸西?阿庫福中將（后成為將軍）接任最高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并宣布成立另一個政府，稱為“第二最高軍事委員會”。阿庫福（Akuffo）指責阿昌龐（Acheampong）在舉辦“一個人的表演”中分裂了全國，他在沒有咨詢舊軍政府（即最高軍事委員會）成員的情況下做出了決定，而且他繼續任職將妨礙和解的各種可能。但是，阿庫福明確表示，新軍政府（即第二最高軍事委員會）只是舊軍政府的改良版本。1978年12月，阿庫福宣布成立制憲議會，以制定憲法，聯合政府的想法被其擱置。1979年1月1日，阿庫福取消了政治禁令。

阿庫福將軍最初的行動是為了遏制經濟衰退。為了抑制通脹，他在1978至1979年間將政府支出增幅控制在11%，從而減少了貨幣供應量，這與上一財年的59% 形成了鮮明對比。此外，政府將塞迪對美元貶值了58.2%。為了重建加納的國際經濟信譽，政府任命了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NationalEconomic Advisory Committee) ，就恢復、復蘇和穩定經濟的措施向加納政府提供建議，以期使加納經濟走上可持續增長的道路。新的領導層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一項名為“短期穩定方案”的經濟復蘇方案，該方案獲得了5300萬美元的資金。美國政府提供了2300萬美元的貸款，用于幫助該國的農業、衛生和教育項目。該委員會通過重新評估所有公司的應納稅收入來改善稅收，其中發現許多公司低報了其收入。

然而，阿庫福政府采取的大多數經濟措施引起了許多加納民眾的憤怒。 1978年10月初，隨著消費品價格在某些情況下翻了一番甚至翻了兩番，這些措施的效果，特別是貨幣貶值變得十分明顯。加納社會的各個階層都感受到了困難，城市居民受到的打擊最為沉重，不滿情緒在人民中蔓延開來。因此，在1978年8月至11月期間，該國記錄在案的八十起罷工事件涉及70000多名工人，也就不足為奇了。世界可可價格下跌使經濟危機進一步惡化。加納在1978至1979年的可可總產量只有25500噸。因此，在1979年5月15日，一位相對不知名的29歲空軍中尉率領的空軍下級軍官企圖發動針對第二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政變，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這位空軍上尉是杰瑞?羅林斯。羅林斯和他的手下因叛國罪被逮捕并送交軍事法庭。

距離審判羅林斯及其同伙的軍事法庭重新開庭還有14天，另一批由克瓦德沃?博阿基耶?吉安（Kwadwo Boakye Gyan）上尉率領的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將羅林斯從牢房中釋放出來。由羅林斯領導的這些軍隊控制了加納廣播公司。

羅林斯興奮地對著麥克風喊道：“這里是杰瑞?羅林斯中尉。我剛從監獄里出來。換句話說，軍隊剛剛接管了這個國家。各位同事，如果我們要避免任何流血，我請求你們不要試圖阻撓，因為他們充滿了我們在這些年的鎮壓中不斷積累的惡意和仇恨。他們已經準備好把我們制造的毒液取出來了。所以，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妨礙他們。如果你有任何理由害怕他們，你可以逃跑。如果你沒有理由感到內疚，不要動...我們無法控制他們。武裝部隊將在適當的時候移交給平民。選舉即將舉行。但是在選舉之前，加納工人被剝奪的正義必須得到伸張。我們中的一些人受苦受難太久了。你要么是問題的一部分，要么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沒有中間道路。如果你認為你工作是為了你下屬的福利，你沒有什么可怕的...我們知道你們中間有誠實的人，有些甚至在小麥哲倫里... 所以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逃避。做你自己，去工作吧。尼科爾森體育場（Nicholson Stadium）將是我們的會面地點，我們將在那里舉行選舉。那些關心我們福利的人將會被選舉出來...選舉出來的領導人將會出現，而不是強加給我們的(信息部，1990年)。”

六、革命和武裝部隊革命委員會政權

第二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消亡見證了由15名成員組成的軍政府，即武裝部隊革命委員會(AFRC)出現在加納的政治舞臺上。羅林斯擔任主席，武革委的其他成員則小心平衡了軍隊的初級和中級軍官，由吉安少校擔任發言人。作為這個國家經濟和社會困境的一個解釋，羅林斯認為民眾缺乏道德勇氣去挑戰行為不當的領導人，并希望加納民眾能夠鼓起勇氣，向那些沉溺于把經濟拖入未來混亂的骯臟把戲的未來政客亮出紅牌。

羅林斯因此公開主張進行一場清理內部的行動，消除所有與前政權有關的腐敗、牟取暴利或瀆職的現象。1979年6月16日，第二最高軍事委員會(Supreme Military Council)成員、當時的邊防軍指揮官伊曼紐爾?烏圖卡少將(Emmanuel k. Utuka)在一個革命法庭的簡易審判之后，被行刑隊處決，這是“清掃房屋”行動的第一步。十天后的1979年6月26日，就在大家都以為處決已經停止的時候，兩位前軍事國家元首阿庫福將軍和奧卡塔克瓦西?阿曼克瓦?阿福里法（okatakwasi Amankwa Afrifa）中將被行刑隊公開處決。被處決的還有前國防參謀長羅伯特?埃比尼澤?阿博西?科泰伊（Robert Ebenezer abosy Kotei）少將、前空軍司令空軍副司令喬治?亞烏?博阿基耶（George Yaw Boakye）、前海軍司令官喬伊?阿梅杜姆（Joy k.Amedume），前最高軍事委員會所有成員，以及前外交事務專員羅杰?費利（Roger j. a. Felli）上校。他們的罪行包括非法或不誠實地獲取貸款、財產、優惠或利益，不計后果地濫用公共部門的職權，對公共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等。

內部清理的行動逐漸擴大到各種民間經濟不法行為，如囤積居奇、牟取暴利和黑市交易。立即解雇公務員、沒收其資產是消除腐敗和破壞國家經濟的其他不法行為的一種手段。因此，人民革命法院繼續試圖對犯有蓄意破壞加納經濟和其他罪行的人處以重刑。武革委還旨在將正直重新納入公共領域，并強調道德責任的中心地位。逃稅者被要求在最后期限內完成納稅義務，否則將面臨革命性行動。

雖然羅林斯因為他的愛國主義、勇氣和對不公正的厭惡而立即成為英雄，但加納民眾不希望整個國家再經歷另一個漫長的軍事統治時期，因此武革委不得不遵守自己的承諾，在1979年10月1日回到軍營。因此，6月18日，即羅林斯干預政治兩周后，加納選民前往投票站，十年來第一次選出他們在議會的代表以及總統和副總統的最高領導職位。盡管人民民族黨(PNP)在議會選舉中贏得了多數席位，但其候選人希拉?利曼（HillaLimann）未能按照法律規定獲得50% (外加1票)的選票，因此不得不在兩位領先候選人之間組織另一次投票。 在1979年7月9日舉行的第二輪總統選舉中，利曼以61.98%對39.2% 擊敗了人民陣線黨的奧烏蘇（Owusu）。開始了一個權力轉移的過程。在8月底，羅林斯表示，由于他確信武革委開始的“房屋清理”將由利曼政府繼續進行，他將提前一周,于1979年9月24日移交權力。

七、加納第三共和國與利曼政府

1979年9月24日，武革委將政府移交給了人民民族黨。利曼政府在成立之初有兩個局限性。首先，在第三共和國的就職典禮上，羅林斯警告該政府，它正處于試用期，并告誡即將上任的官員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羅林斯用一句名言勸誡利曼：“永遠不要忽視加納人民的新意識”，羅林斯的這些話將構成他第二次回歸的基礎。其次，現在上臺的平民政治家們肩負著極其艱巨的任務，他們不僅要采取措施使得國家度過困難時期，而且還要證明自己的價值。第三共和國的政客們并沒有尋求通過一個無私的政府來證明他們的價值，而是選擇通過移除他們認為對他們的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東西來保護他們自己的未來，即羅林斯以及任何與武革委有關的人。

在經濟方面，政府活動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領域是農業。在執政的頭六個月，領導層申明，它致力于將農業作為政府經濟政策的基石。為此，1980年發起了一項為期兩年的農業方案，即《農業行動方案》，該方案強調必須增加糧食生產，以公平的生產者價格形式激勵農民，并且農民需要使用必要的機器和學習專門知識。食品在市場上變得可以買到，讓許多加納人的臉上重新露出笑容。為了改善與國際社會的關系，解除武革委的過分行為對該國的封鎖，利曼走遍了歐洲、非洲和遠東部分地區，不僅是為了恢復關系，也是為了尋找資金來改善該國的經濟。

與此同時，曾經的武革委成員，包括繼續充當革命先鋒的羅林斯，給利曼總統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表現得好像當局政府處于緩刑期。由于政府發現自己處于一種不同的政治環境——憲法行政，人民民族黨很難在不受制約的情況下立即伸張正義。因此，隨著腐敗和其他不當行為的不斷滋生，民眾開始批評政府，指責它不能勝任國家面前的任務。同樣，利曼總統與軍方之間也存在問題，因為大多數服役指揮官被認為忠于羅林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并控制軍隊，利曼總統試圖清洗軍隊。為此，利曼發起了一場全力以赴的運動，以遏制強制性機構。然而，總統的行動進一步將軍隊政治化，并在軍隊最高指揮部和利曼政府之間制造了緊張局勢。

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當局在處理加納面臨的問題時缺乏明確的戰略和有效的領導。例如，人民民族黨的議會成員和行政部門之間沒有協調。因此，盡管行政部門在議會中擁有多數席位，但許多下院議員卻反對它。因此，總統無法獲得必要的支持以使他的1982年預算獲得批準，這導致了政府停擺。更糟糕的是，政府面臨著一個非常團結、雄辯和直言不諱的反對派。當行政當局無法獲得議會對其預算的批準時，反對派提交了一份備選預算聲明和經濟政策，并得到議會的批準。因此，反對派成功地制造了對行政當局的信任危機，并表示只要有機會就愿意接管政府。

在政府混亂和無能的背景下，以及在領導政府應對挑戰方面缺乏領導能力的背景下，1981年12月31日，在羅林斯領導下的一群初級軍官和士官推翻了利曼政府。

八、臨時全國保衛委員會下的加納

1981年12月31日，杰瑞?羅林斯在低級別士兵的支持下，發動了他兩年來的第二次成功的政變，推翻了利曼總統的文職政府。羅林斯表示，他的第二次到來不是一場政變，而是一場革命，這將改變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秩序。1981年1月2日，羅林斯在電臺和電視臺第二次廣播中指責利曼政府故意違背繼續進行“清掃房屋”的承諾。接著，羅林斯宣布暫停1979年的第三共和國憲法，罷免總統及其內閣，解散國會，取締現有政黨。1982年1月11日，羅林斯通過公告成立了一個有十一名成員的臨時全國保衛委員會，作為國家的最高立法和行政機構。

1981年12月31日之前，加納與世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持續合作，使加納陷入了經濟困境。當局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計劃持敵對態度，并且哀嘆西方資本、外國投資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力。它明確表示不愿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合作，并決定無視西方的援助。因此，當局通過其公開的言辭支持社會主義，并發動了羅林斯所謂的人民革命。根據對社會主義的承諾，民族和解委員會設法在民族和解委員會成立初期與東歐、古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發展密切關系。然而，1983年，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加上干旱、叢林火災、饑荒等災害的襲擊，羅林斯政府卻未能從蘇聯及其盟國獲得任何形式的經濟援助，只得被迫忍氣吞聲。這些因素促使國家民主政府改弦易轍，放棄社會主義，轉而向西方國際金融機構(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1983年世界銀行)尋求財政援助。

因此，1983年4月，加納和剛果民主共和國開始執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結構調整方案，即1983年預算中的經濟復蘇方案。在政治方面，為了分散政治權力和改進決策進程，1984年，國家民主和發展委員會設立了一個全國民主委員會，收集和整理人民關于如何最好地設計新的地方政府制度的意見。這些努力最終促成了1988年12月6日至1989年2月28日的地區選舉。地方分權的計劃是確保基層的發展和民眾參與決策。這也是為了減緩青年從農村流向城市的數量和速度，為農村發展留住人才并創造資源。作為后續行動，國家住房和城市發展委員會設立了區、市和大都會議會。地區議會曾經(現在仍然)是該地區最高的政治和行政權力機構。

然而，國家民主和發展委員會行政當局被指控監督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例如，根據1989年3月28日生效的《報紙許可法》，政府禁止所有在12月31日政變前夕出現在報攤上的獨立報紙出版。同樣，根據1989年的《宗教團體(注冊)法》，所有宗教團體必須申請官方批準才能運作。國家文化委員會是這方面的最終權威。在經濟層面，盡管增加了國民生產總值并遏制了通貨膨脹的增長，但經濟復蘇方案造成了高失業率和高昂的基本必需品費用。更重要的是，盡管羅林斯大聲疾呼，革命的原則是正直和問責制，而且他是非洲最廉潔的領導人之一，但是有證據表明，國家民主和發展委員會政權存在腐敗現象。

（作者為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團隊；執筆人：Enoch Amoah（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譯者：杜瑩，鄭舒意（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西非漫談】2020年第十三期，總第十四期）

中心簡介：

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成立于2017年4月，是由電子科技大學與加納大學、加納海岸角大學、加納行政管理學院、加納溫尼巴教育大學、加納發展大學共同籌建的特色研究中心。中心依托公共管理學院，由趙蜀蓉教授擔任中心主任。

西非研究中心的成立，是電子科技大學踐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戰略”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電子科技大學構建國際化跨學科研究體系、打造新型高端“智庫”的有益探索。中心將立足于電子科技大學學科與國際交流優勢，著眼于西非國家發展的現實問題和需求，以留學生人才培養為基礎，搭建高水平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發布研究課題，開展聯合研究，為我國及西非國家提供高水平智庫服務。

中心的目標和任務：

西非研究中心將聯合加納5所高校成員單位、電子科技大學西非校友會和加納中華工商總會，著力于打造集留學生人才培養基地、學術交流平臺、西非研究智庫為一體的“1+1+1”中非合作新模式，即：

1. 構建一個人才培養基地。中心將協助拓展來華留學生的西非生源，豐富電子科技大學本科、博士、碩士多層次留學生培養體系；開展西非海外干部培訓、師資培訓、定制化ICT與工程培訓、學生暑期實踐項目等，致力于構建集學歷教育、在職培訓、實訓實踐為一體的多元化、特色化的海外人才培訓基地。

2. 搭建一個學術、文化交流平臺。通過定期舉辦“西非論壇”等國際性學術會議、中非友誼·學術文化交流月，推廣文化資源3D平臺海外落地展項目、中國-西非國際產學研合作項目，中心將致力于搭建集學術、人文、科技等多領域的中非交流和合作平臺，提高我國高校、企業在非影響力，提升文化軟實力。

3. 建立一個西非研究智庫。中心將結合成員單位的學科優勢、研究特色，加強與加納“伊曼尼政策教育中心”(全球智庫排名113)、“統計、社會和經濟研究院”(全球智庫排名164)等西非智庫組織合作，加強聯合研究，發布、承接研究課題，為我國政府及西非國家提供政策咨詢，并發展成為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西非智庫研究中心。

中心網址：http://cwas.uestc.edu.cn/indexZh.html

Center for West African Studies

The Center for West African Studies of University of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platform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sources of ourpartnership and alumni in West Africa.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er for West African Studies isin line with Chinese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Going Global”Strategy with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image of UESTC in West African countries;to enh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West Africa; to strengthen China-Africacollaborations and to serve as a bridge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fromChina, West Africa and beyond to identify and meet the needs of West Africandevelopment.

Our mission and goals:

1. Serve as a training ba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UESTC which will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West Africanuniversities and UESTC in aspects such as talents training, laboratory buildingand student internship, training and exchanges.

2. Build a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platform of academic& culture exchanges, promote research work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inAfrican affairs and Chinese culture in West Africa by encouraging culturalexchanges with West African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3. Foste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efforts to carry outhigh quality policy-relevant and development-oriented research and disseminatethe results to help policy makers in West Africa, aiming to become a top ratingThink Tank that will support West African development socially andeconomically.

Website address: http://cwas.uestc.edu.cn/indexEn.html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No.: gh_bfde9ecc926a (AccountName: 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2019年12月，聯合國的國際法院在海牙就緬甸軍方對羅興亞人實施暴行一案舉行聽證會，昂山素季親自出庭為被指控的“種族屠殺罪”進行辯護。

事實上，昂山素季并沒有必要親自出庭，她只是緬甸政府的國務資政，既不是總理、總統，也不是司法部門的負責人，更不是“軍方”的一員，她完全可以讓別人去海牙。長久以來，她是國際舞臺上的“民主偶像”，而緬甸軍方在國際舞臺上則一直是“獨裁惡魔”的角色，為什么“民主偶像”要親自為“獨裁惡魔”辯護呢？

昂山素季的角色變化讓很多西方“民主人士”深感失望，他們的失望始于兩年前羅興亞人的大逃亡，甚至三年前當昂山素季通過民主選舉成為緬甸領導人之后，就有人開始感到失望，因為她沒有堅守民主的“普世價值”。

昂山素季的變化，反映了緬甸“民主化”的曲折路徑，其中不乏發人深省的啟示。

昂山素季成為“民主偶像”始于1988年的緬甸民主運動。那時的奈溫軍人政府的政策極為失敗，民生困苦不堪，1988年仰光爆發了學生運動，很快運動擴展到全國，吸引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奮勇投入。昂山素季那時恰好從英國來到仰光照顧她病重的母親，面對如此的大動蕩、大變局，她感到了義不容辭的責任，領導組織了全國民主聯盟，投身民主運動。

在1990年的緬甸議會選舉中，全國民主聯盟獲得了80%的席位，但是軍政府不承認選舉的結果，拒絕交出權力，還將昂山素季長期軟禁。她沒有屈服，在惡劣的環境中堅持為民主奮斗獻身，她因此獲得了199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西方國家還授予了她許多榮譽頭銜。

經過長期的斗爭，民主之光終于在2011年以后開始逐漸顯現，軍人政府一步步退讓，2012年的議會補選使昂山素季當選為議員，2015年的議會大選使民主聯盟成為了執政黨，2016年昂山素季成為了緬甸的實際領導人。

2013年我去過緬甸，那時正是民主化的起步時期，我接觸了很多緬甸人，聽他們熱切地談論民主，其中有88學生運動的領導人，有在西方非政府組織中工作的人員，有曾經參加少數民族叛軍但后來成為商人的人士，也有在政府機構中工作的知識分子，有部長、有議員……我聽到他們述說對民主的期盼，還有對民主的理解。

在那時的緬甸，我也看到了一些民主化引起的問題，雖然只是蛛絲馬跡，但卻是后來大問題的禍根，譬如羅興亞人問題。

緬甸的民主化和羅興亞人問題

在2013年的仰光街頭，有很多演講會的海報，上面印著演講者的頭像，不少是身穿袈裟的佛教僧侶。其中有些活動，正是和羅興亞問題有著微妙的牽連。

剛看到這些搶眼海報的時候，我還以為這些演講會是民主化之后的言論自由產物，問了緬甸朋友才知道，搞社區演講會在緬甸有很長的傳統，并不是民主化之后才出現的。社區的演講會很多是佛教僧侶搞的，講述佛教理念，傳授禪修方法，五花八門。作家也在社區搞演講會，朗誦他們的詩歌，討論他們的小說。政治活動分子搞的演講會，則傳播他們的政治訴求，多數訴求是與社區事務相關的。在這樣的社區演講會中，聽眾可以提問，講者和聽者可以進行討論。演講者在演講會中雖然具有強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不過由于聽講者可以提問討論，也使聽眾具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尤其是在討論社區相關的問題時，聽眾的參與影響力更為強大。

2013年春天，一位88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在仰光的基層社區作講演，宣傳民主。（本文圖片均由作者供圖）

這是很有特色的緬甸國情：獨特的社區公共空間、獨特的社區民眾參與、獨特的言論自由。在公共空間演講是西方民主推崇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很多人也覺得這大概是西方文化中的獨特元素，是促成民主政治的元素，雅典民主時代的廣場辯論就是個好例子，想不到緬甸也有這樣的“類元素”。

這個緬甸傳統特色的社區演講會元素，在民主化中有了新的發展。我在仰光參加過一個演講會，不是僧侶主講的，而是一位民主運動活動分子組織的。他是1988年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曾經被軍人政府關押了很多年。那天晚上他的演講會是在一個社區的空場上，搭建了簡陋的舞臺，下面放著一排排的白色塑料椅子，來聽演講的人很多。舞臺上掛著全國民主聯盟的旗幟，還有昂山素季的照片。會場周圍有小攤販，賣各種食品，有人邊吃邊聽演講，顯得挺悠閑。

在社區演講會場的周圍，有賣食物的攤販，有人買了食物邊吃邊聽講。

當時的僧侶演講會題目各式各樣，其中有些激進的僧侶，在演講中宣揚極端觀念，不少涉及了羅興亞問題。正是這些激進極端的觀念，埋下了社會撕裂、暴行泛濫的禍根。由于羅興亞人信奉伊斯蘭教，這些激進的佛教僧侶將羅興亞人視為損害佛教的分子。他們指責羅興亞人在緬甸散布伊斯蘭教，侵害了佛教，他們號召佛教徒去“護佛”，為了“護佛”就應該去打擊羅興亞人……

在民主化的大潮流中，這些觀點插上了“言論自由”的翅膀，有了大肆傳播的合法性，不少佛教徒受其影響，開始攻擊羅興亞人。2012年緬甸若開邦爆發了首次暴力攻擊羅興亞人居住區的事件，佛教徒搗毀了羅興亞人的房屋。

在緬甸我接觸了一些非激進佛教徒的緬族人，他們也講了很多反羅興亞人的話，不是從“護佛”的角度，而是說羅興亞人非法進入緬甸，他們生育率特別高，大量繁衍，侵犯緬族人的生存空間。這樣的話語在“民主”“自由”的環境中，傳播得非常快、非常廣。

在“民主自由”的大潮中，當佛教徒被激進極端的觀念鼓動著去攻擊羅興亞人的時候，激進極端的穆斯林也利用“民主自由”的環境進行了激烈的反抗。這些激進穆斯林到羅興亞人的村落中去搞宣傳、搞組織，2013年一些激進分子創立了“羅興亞救世軍”，開始暴力攻擊佛教徒，后來更發展到攻擊緬甸政府的警察局。

昂山素季在聽證會上特別提到了2016年羅興亞救世軍對警察局的襲擊，造成了9名警察和100多個平民的死亡。在雙方沖突激進升級的情況下，緬甸軍方對羅興亞人的鎮壓也大規模升級，2017年軍方的暴力行動導致了數十萬羅興亞難民逃亡到孟加拉國，震驚世界。（昂山素季在海牙法庭上也提到了2017年的這個事件，她說這是軍方對羅興亞救世軍襲擊的反擊，牽連了平民。）

在2012年之前，羅興亞人雖然在軍人政府的統治下受到壓制，但沒有經歷過如此大規模的暴力迫害。恰是在民主化開啟之后，暴力迫害逐步加劇了。對于大多數西式民主的崇信者來說，獨裁才會有暴力迫害，民主是防止暴力迫害的制度。2013年我在緬甸的時候，遇到很多西式民主的崇信者，他們都堅定地持有這樣的信念，尤其是在西方的非政府組織中工作的緬甸人。那時他們沒有想到，民主化會帶來暴力升級。他們花了巨大的精力來推動民主化、來籌劃民主選舉，但沒有意識到民主化可能帶來的問題，沒有從蛛絲馬跡觀察到民主化將造成的陷阱。

西方非政府組織和緬甸的民主崇信者

在仰光，我考察過一個丹麥的非政府組織，他們是來幫助緬甸人搞民主的。在他們的訓練班教室里，我看到二三十個緬甸青年人正在熱切地學習，席地而坐，拿著材料，有的閱讀，有的抄寫。我看了看他們的民主訓練教材，內容全部是關于選舉的，沒有關于治理的。他們訓練的重點是如何進行競選，如何在競選中獲勝，如何防止對方在競選中作弊等等。當時軍政府已經承諾2015年舉行議會大選，他們要防止軍方作弊，要全力以赴幫助昂山素季的民主聯盟勝出。

許多西方的非政府組織在緬甸推廣民主，這是一個丹麥的非政府組織，他們給緬甸的民主運動積極分子提供培訓，學員們正在學習印發的材料。

這個丹麥非政府組織中的工作人員，有西方人，也有不少緬甸人，他們都崇信西式民主的力量。

根據當時的形勢，民主聯盟勝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民主聯盟已經在2012年的議會補選中強勢勝出，在2015年大選中再次獲勝應該不成問題。如果獲勝，民主聯盟就要成為執政黨，將面臨如何治理的問題。緬甸有哪些迫切需要治理的問題呢？我向負責組織訓練的西方人提出了這個問題，他似乎很茫然，答不上來，他說他們關注的是公平的選舉，而不是具體的治理，所以他們的訓練全部是關于選舉的。

緬甸當時有很多需要迫切治理的問題，“土地掠奪”是其中之一，大量的民意調查顯示，民眾迫切希望政府解決這個問題。這些土地掠奪發生在1988年后的軍政府統治時期，1988年的民主運動迫使奈溫下了臺，接替他的新軍人政府大力推動資本主義掠奪式的經濟發展。很多與軍政府關系密切的人，利用特權強占土地，農民的土地被大肆掠奪。除了私人經濟掠奪土地，政府的一些公有經濟發展項目也掠奪土地。這些土地的原本擁有者和傳統使用者被強行趕走，只給予很少的補償，有的甚至不給補償。二十多年來，掠奪土地造成了大量民生難題，民眾怨聲載道。昂山素季的民主聯盟在競選宣言中把解決土地掠奪問題作為核心內容，承諾當選后解決這些問題。

對于這樣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治理問題，訓練班沒有提供任何相關的訓練。我和訓練班中的一位緬甸工作人員談起土地掠奪，她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關鍵是制度（institution），如果建立了民主制度，這個問題就容易解決了。她說，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受到了人民的民主監督，必須回應人民的需要，如果它不能夠為人民解決問題，它就不能再當選，就要被能夠為人民解決問題的新政府所取代。所以，只要建立了民主制度，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她的這種想法在2013年的緬甸相當普遍，他們相信民主選舉能夠產生民主政府，民主政府能夠為人民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們很少談論治理，或者是沒有“治理”這個概念，或者是認為民主制度自然會形成有效的治理。但是，此后的現實發展卻并不符合他們的美好想法。緬甸的民主選舉產生了民主政府之后，土地掠奪問題依然嚴重，老的掠奪問題遲遲拖欠得不到解決，新的土地掠奪卻又不時地發生。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系列的治理舉措，不是簡單的“民主選舉”。羅興亞的問題更是違背了他們的美好想法，在“非民主”政府時期，羅興亞人只是受到壓制，而在“民主”政府時期，卻受到了震驚世界的大規模暴力迫害。

理想主義者的痛苦與期盼

2013年的緬甸，洋溢著民主改革的熱情，充滿著對民主選舉、民主政府的巨大期望。在仰光，我拜訪了1988民主運動的幾位學生領袖，他們為民主奮斗了很多年，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獻出了他們寶貴的青春。他們將如何投入即將來臨的民主選舉呢？他們將在民主化道路上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拜訪的幾位學生領袖都為追求民主而坐過牢，受過酷刑。他們對我說，最使他們痛苦的酷刑是單人牢房監禁。一位在單牢關了一年半的人說，由于在單牢中不能說話，他的聲帶退化。后來他被關入三人牢房，最初不能正常發聲說話，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恢復正常說話的功能。

另一位學生領袖，是民主運動的主要負責人，在單牢中被關了20年，獲釋才一年多。他說最初在單牢中還不允許看書，更增加了痛苦，心理壓力極難承受。后來經過國際紅十字會的介入干預，才允許他看書，他可以看一些宗教方面的書。那些年，他是在思考中度過的。

這是1988民主運動的幾位學生領袖，他們當年都被捕入獄，穿白襯衫者是主要領導人，被關押了二十多年。

在民主大潮的壓力下，軍人政府漸漸退讓，這些學運領袖被先后釋放。他們回到了社會中，此時緬甸的民主運動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正蓬勃發展，其中最大的訴求是舉行民主選舉。2013年，民主派的各路人馬都在積極準備參加2015年的議會大選。我問學生領袖，你們是不是要組黨參加大選？我猜想，以他們為民主作出過的貢獻犧牲的聲譽，以他們搞民運的組織經驗，他們大概可以在議會中得到一些席位。

他們告訴我，他們還沒有決定是否要組建自己的政黨。那位學運主要領袖對我說，組建政黨需要高素質的人才，搞民主需要在草根基層有新型的人手（manpower）。他現在主要把精力放在基層教育方面，經常去社區作講演，希望能夠培養出高素質的新人手。我在仰光參加的那次社區演講會，就是他主講的，可惜那次演講會我沒有翻譯，不清楚他講的具體內容，不知道他如何通過演講進行草根教育。

我離開緬甸四年后的2017年，忽然在媒體上看到，88民運的幾位學生領袖決定組建政黨，他們政黨的名字是“8888”，這是因為1988年民主運動的最高潮發生在8月8日，那天的事件對緬甸的民主化有深遠的影響。學運領袖們對組建政黨發表了一些講話，沒有提到高素質人才和新型人手，而是強調了“責任”。一位領袖說：“在緬甸的政治階層中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政黨的唯一目標是獲得權力。”他說，組建8888黨是為了形成一個機構，其機制是對政黨的政治理念承擔責任，8888黨的目標是“承擔政治責任，而不是獲得權力。”

“緬甸的政治階層”是一個涵蓋很廣的詞匯，包括昂山素季的民主聯盟。作為國會中的最大黨，民主聯盟在政治階層中占的比例相當大。“政黨的唯一目標是獲得權力”，是不是暗指民主聯盟中的一些人有這樣的錯誤觀念呢？有報道說，學運領袖和民主聯盟的關系近來不如以前那樣“親熱”，因為學運領袖多年來一直積極支持民主聯盟，但民主聯盟總是重用“自己人”，學運領袖方面的人沒有得到擔任政府工作的機會。

“為了政治責任而非權力”，這是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政治宣言。三十年前，學運領袖們曾經滿懷理想，沖上街頭游行示威。三十年中，他們付出了巨大犧牲的代價。三十年后，當他們涉足民主政治的現實泥潭，他們還能真誠地不忘初心、保持理想嗎？當民主政治呈現出陰暗面的時候，他們的理想會改變嗎？

2013年在仰光時，一位學運領袖和我談過他的理想。他曾被囚禁10年，在1988年民主運動爆發之前，他是主修經濟學的，有過當經濟學家、發展緬甸經濟的夢想。出獄之后，他看到緬甸的法律制度是經濟發展的障礙，于是決定學習法律，后來他成為了一名律師。在土地掠奪的事件中，他在基層社區給被掠奪者提供法律服務，另外還給民主參政團體提供法律咨詢。

他仍然懷有發展緬甸經濟的夢想，他告訴了我他的“理想主義”經濟發展模式。他說，緬甸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注重三大領域，這是基于緬甸的國情。第一個是自然資源領域，緬甸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資源型工業能夠帶動緬甸的工業化；在發展這個領域的時候，不能讓私有企業獨吞掠奪，需要形成機制，使資源所在的社區能夠分享利益；外資、國資、民資都可以投資資源型工業，但必須有嚴格的管制；重要的自然資源，應該由國有企業開發。第二個是廉價勞動力的領域，緬甸工資低，勞動力充足，應該發展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第三個是農業領域，緬甸的農業資源豐富，發展潛力巨大，目前的農業產品主要是傳統的、附加值低的，以后應該在農業中推廣高科技，增加農業產品的附加值。

他說他提出這個理想主義的發展模式，是為了給緬甸的未來發展，勾勒出經濟政策的重點。他希望政府的領導人能夠制定出相關的具體政策，他期盼緬甸的經濟起飛。

這位88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被囚禁十年，在投身運動之前，他主修經濟，夢想緬甸經濟發展，出獄之后看到緬甸的法律制度是經濟發展的障礙，于是改學法律成為了律師。他仍然懷著振興緬甸經濟的夢想，構思著“理想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

緬甸的失敗與新加坡的成功

讓緬甸經濟起飛，是許多緬甸人的夢想。在二次大戰之前，緬甸人的生活水平比周邊國家高，那時緬甸被鄰國視為“富裕人家”；現在，緬甸遠遠落后于它的鄰國，成為東南亞的“貧困戶”。在奈溫1962年政變之前，緬甸的經濟在民主政府治理之下就經歷了下滑，逐漸落后于一些鄰國。1960年，泰國的人均收入比緬甸高了80%。后來這種差距變得越來越大，2013年泰國已比緬甸高了近500%[1]。

新加坡和緬甸之間的差距變化，更加使得緬甸人感到痛心。1965年當新加坡剛剛獨立時，新加坡經濟不如緬甸，還把緬甸作為趕超的目標，李光耀曾經說：20年后，新加坡將趕上緬甸。而在2017年，緬甸遠遠落到了后面，人均GDP緬甸竟然只是新加坡的2%[2]。

2016年昂山素季在新加坡訪問時提到了李光耀的這個講話，她說：“在新加坡剛剛獨立的時候，李光耀總理說，20年后新加坡將趕上緬甸。現在，我們不得不改一下說：20年后緬甸將超過新加坡。”為了讓緬甸能夠超過新加坡，她呼吁新加坡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幫助緬甸，給緬甸提供寶貴建議。在經濟方面，緬甸希望得到的新加坡幫助有投資、貿易，還有新加坡在創新和競爭等等方面的經驗和建議。在政治方面，緬甸希望得到的新加坡經驗和建議是什么呢？昂山素季沒有具體說明。

根據西方的民主理論，新加坡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它的政治體制是“威權政治”，是精英通過威權來實行治理，是精英主義，不是民主主義。新加坡的精英政治特點是，挑選優秀人才，讓他們成為體制中掌權的精英，這是和民主政治不同的，可以稱為“優主政治”。[3]

優主政治想要克服民主政治中常常出現的問題。有兩個問題是民主制度中很容易出現的，一個是“自毀”，另一個是“自弱”。

所謂“自毀”，是由于民主選舉只強調選舉權利，卻沒有選舉責任的約束，使得人們可以不負責任地投票選舉，結果很可能造成破壞性的影響。譬如一些利益集團，利用了選民不需進行負責任思考的選舉特點，散布不需思考、只重煽情的聳人聽聞的信息拉選票，這些人當選后作出的決策，有利于小集團的利益，卻毀害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使得國家自毀。

所謂“自弱”，是由于民主制強調“多數決” 的規則，這使得民主制雖可以防止智力道德低下的底端者當政，但也妨礙了優秀的高端者當選，因為大多數人的智力水平是趨中的，不能理解高端，傾向于認同趨中者。“多數決”規則含有趨中效應，難以實現趨強取向的選擇。趨中制國家在國際上和趨強制國家競爭，將處于劣勢，導致“自弱”。

為了避免民主制的自毀自弱，優主政治瞄準了構建趨強體制的目標，其關鍵是選拔優賢人士，以組建賢能的“優賢主政集團”。如何才能形成這樣的集團呢？下面的五個大原則是選拔和組建優主集團的關鍵。

第一，優者執政集團的大門是開放的，不應該設置除了“賢能”之外的任何其它準入條件。執政集團大門不開放會使執政集團缺乏多元化的、高素質的人才，也會造成社會大眾的不公平感。

第二，執政集團的大門要有“擇優”的門檻。“優”的標準是以“為社會長遠利益服務的能力和道德”的水平為準，而不是以“為個人利益服務的能力”為準。擇優門檻是保證優賢集團能夠維持高水平的關鍵，必須有擇優的機制，才能使執政集團在素質方面立于社會的高端。

第三，執政集團內部要有繼續自我優化的機制。擇優門檻固然能夠網羅高素質人才，但如果這些人進入優主集團后就不再思進取，便會逐漸淪為非優者。繼續自我優化需要特別注重于兩個方面，一是要加強學習和歷練，二是要加強道德方面的紀律檢查。道德的下滑往往比能力的降低更容易引起大眾的反感，這種反感會敗壞優主集團執政的社會共識，從根本上顛覆優主集團執政的正當性、合法性。

第四，執政集團內部的組織機構要有結構優化的趨優化機制，并且要有機制防止高端出現個人獨裁的情況。

第五，優賢精英要和非精英保持密切聯系。精英如果脫離大眾，將不能對社會有全面的了解，同時也會失去大眾的支持。精英和大眾聯系密切，一是可以接地氣、了解下面的情況、改進自己的認知，二是可以向下面傳播自己的智慧，把高素質的意見傳播開來，提高群體的素質。

新加坡的精英主義威權政治很近似于優主主義。優主模式的五大原則可以在新加坡的政治實踐中看到明顯的印記。

第一，大門開放。新加坡的執政集團的最重要成分是人民行動黨，該黨在吸收黨員時采取了開放性的政策，只要提出申請，幾乎都可以加入。新加坡的族裔矛盾曾經非常尖銳，但人民行動黨主動吸納各族黨員，不搞族裔排他，還讓少數族裔人士擔任黨的某些高級職位，在政府內閣中，也可以看到相當數量的少數族裔擔任了高職，如財政部長、外交部長等等。這樣的開放性不僅緩解了族裔矛盾，而且還吸納了更多的優者。

第二，擇優門檻。人民行動黨的黨員分兩大類：普通黨員和干部黨員。雖然對普通黨員大門開放，但要成為干部黨員則需要跨過一道很高的擇優門檻。對于這條原則，新加坡的執政者有高度的自覺認識，人民行動黨秘書長李顯龍反復強調：“新加坡采取精英治理政府的哲學。我們必須挑選各行業的精英來參與國家治理，這些精英需要具備的先決條件是有社會責任感，是愿意為人民服務的。”

李光耀更是具體提出了“獵頭”的方法，強調主動去黨外識別選擇高素質的人。如果人民行動黨相中了某個優秀人才，往往會鍥而不舍地與其“茶敘”，想方設法將其納入旗下。新加坡的執政集團除了設置政黨的擇優制度，還設置了非政黨的擇優制度，譬如在政府中設立了公共服務署，管理政府公務員的任命、晉升、處罰，以保證任人唯賢。公務員并非全部是人民行動黨黨員，這個機構使得執政集團又多了一個有門檻的擇優途徑。

第三，繼續自我優化。在提高執政集團成員的能力素質和防腐反貪方面，新加坡都設置了具體的制度舉措。譬如，辦干部黨員培訓班來提高能力、通過貪污調查局和公共服務署來反腐。新加坡曾經貪污腐敗泛濫，從英國殖民當局統治的19世紀，到1965年新加坡獨立，貪污腐敗一直很嚴重。新加坡獨立后，人民行動黨的政府對貪污調查局進行了不斷的改革，同時又加強了公共服務署在任命、晉升、處罰公務員時的廉正公正措施，還實行了高薪養廉的防貪政策。

第四，組織結構趨優化。人民行動黨的組織結構反映了這條原則，它的高層組織機構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干部黨員選舉產生。干部黨員已是經過擇優門檻挑選出來的精英，他們具有責任感，具有思考識別的能力，由他們選舉更高的優者，可以使適合的優賢人士擔任更高的職務，使高層決策更加趨優，而且也能防止高端個人獨裁。

第五，精英和非精英密切聯系。在新加坡的政治實踐中有幾項活動與這條原則相關，譬如，人民行動黨的上層精英和基層支部之間每月舉行溝通聯系的月會，議員在自己的選區“會見人民”、搞“走街”“家訪”等等的活動。近年來當網絡成為人際溝通的重要渠道之后，人民行動黨也開始使用網絡作為上層與基層的溝通手段。

新加坡的優主政治取得了良好的治理結果，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時人均GDP只是英國的28%，1993年趕上了英國，到了2013年其人均GDP已是英國的140%，弱小的前殖民地國家高效快速趕超了強大的前宗主國。新加坡也有“民主選舉”，但它的“優主政治”使民主選舉變了形。

人民行動黨為了防止多黨在議會中造成紛爭的亂局，總是想法使自己能夠獲得絕對多數的議席，它主要采用了不斷變動選區和更改選舉規則的方法來排斥反對黨。當看到反對黨的候選人在某個選區將要獲勝，人民行動黨就會通過自己掌握的立法優勢去更改那個選區的規則，使反對派的候選人無法當選，使全民普選變得有名無實。這種方法使得新加坡可以享“民主”之名、行“優主”之實。如此“偷梁換柱”的方法當然是不難被識破的，所以很多西方人士把新加坡稱為“威權政體”，而不是“民主政體”。

緬甸交叉曲折的民主、優主歷史

緬甸和新加坡一樣，也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它比新加坡早獨立17年。緬甸獨立后選擇的道路，有民主政治的影子，也有優主政治的影子。但無論是民主的道路，還是優主的道路，它都走得不成功。緬甸的不成功，可以給民主政治和優主政治提供雙重的教訓啟示。

緬甸1948年正式宣布獨立后實行了十年左右民主制，結果是政黨分裂、族裔對抗、經濟困難、腐敗滋生……于是發生了軍事政變。此后軍人統治了緬甸五十年左右，在軍人統治的政體框架中，軍隊被定位的角色帶有明顯的“優主”色彩。

緬甸的軍人統治者主張：“訓練和發展一支強有力的國防部隊，使其具有軍事、政治、經濟和行政的卓見，來承擔國家政治領導角色。”[4]所謂“具有卓見”，就是具有優于普通人的能力；所謂“國家政治領導角色”，就是要當主政者，作“優主”。他們還具體化了軍人在國家中作“領頭羊”的工作目標：軍人“在前頭推進和捍衛國家的十二個大目標”。[5]這十二個大目標包括國家穩定、和平團結、經濟發展、道德提升、文化傳承等等。[6]不過，緬甸歷史發展的實際結果卻背離了優主政治的設想，這十二大目標并沒有如“優主”所愿地實現，緬甸的優主政治是失敗的。

緬甸的民主和優主都不成功，回顧緬甸自獨立以來的歷史，可以看到其不成功的曲折道路，也可以反省其不成功的原因。

在緬甸的歷史中，既蘊涵著搞民主的國情元素，也蘊涵著搞優主的國情元素。作為英國殖民地，緬甸的精英受西方教育熏陶，接受民主價值觀，想搞民主政治是很自然的。但是同時，緬甸軍人在獨立運動和其后各屆政府中扮演的“優越”角色，再加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中一些肯定軍人優越的思潮，又使得搞“軍人優主”的想法也很自然。

領導緬甸獨立的精英大部分是軍人，譬如昂山[7]、奈溫。而且他們是“體制內”的正規軍人，不是“體制外”的游擊軍人，他們在政府中一直占有“優”的重要領導地位。他們的獨立運動始于1930年代反抗英國殖民當局的活動，由于日本當時要和英國爭奪緬甸，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積極支持緬甸獨立運動，昂山等精英去過日本，接受過日本的軍事訓練。1942年日本全面入侵緬甸，趕走了英國人，成立了所謂的“獨立政府”，昂山、奈溫等精英在這個政府中擔任了部長等高級職務，他們領導的軍隊是這個政府的“正規軍”。

1945年春，昂山領導這個“正規軍”背棄日本，反戈一擊，投向盟國聯軍；他們繼而和英國談判，最終達成了緬甸在1948年正式獨立的協議。在這段緬甸獨立的歷史進程中，軍人在政府體制內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領導角色，帶領國家獲得了獨立，被視為優越的領導者。

緬甸獨立之后，民主元素顯現了力量，成立了議會民主的政府，不過軍人仍然在政府中保持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因為緬甸獨立之后，不斷發生少數民族的起義叛亂，中國潰敗的國民黨軍隊又進入緬甸占領了大片領土，這都需要軍人來和這些武裝勢力作戰，因而使得軍人繼續有機會表現其舉足輕重的力量。同時，民主政府的執政表現不佳，政黨內斗分裂、經濟發展無力、社會治安不穩……相形之下，軍人顯現出相對的優越性，鼓勵了優主元素的發酵。

在1950、1960年代左右，國際上有一派學者肯定軍人在國家整合、國家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強調軍隊具有訓練素質良好、組織性強、凝聚力大的優勢，可以成為維持社會政治穩定的最可靠力量，這種理論當時具有相當的市場。[8]對于緬甸的軍人來說，除了理論，他們還有一次“實踐”，使他們可以稱自己是最可靠的優勢力量。這次“實踐”是“軍人看守政府”在1958至1960年期間的執政。

1958年民主執政的政黨發生了嚴重分裂，很可能引發內戰，軍隊領導人與民主政府的領導人達成共識，進行了一次有“共識”的軍事政變，由軍人組成“看守政府”。此后兩年，軍人“看守政府”的執政績效相當不錯，一改民主政府的混亂低效狀況，僅從宏觀經濟數字就可見一斑。在民主政府執政的1948至1958年期間，人均GDP一直低于二戰前英國殖民統治時代的1938年。以1938-39年為基數100，民主政府時期各年的數字都小于100，最低年份甚至只是61，而在軍人執政的兩年中，人均GDP發生了首次超越，1958-59是102，1959-60是107。[9]不僅是宏觀經濟數據，在維持治安、穩定物價、改善市政面貌等方面，軍人執政期間也都有很明顯的進步。

1960年緬甸再次舉行民主選舉，這是軍人“看守政府”在民主元素影響下作出的承諾，要歸政于“民主政府”。在競選中，吳努領導的黨派主張要把佛教定為緬甸的國教，由于緬族占緬甸人口的69%左右，佛教是緬族文化的巨大支柱，這樣的競選綱領吸引了大量的緬族支持者，不過同時也冒犯了一些少數族裔（有些族裔不信仰佛教，或者與緬族的文化有很大的差異）。

吳努競選成功當政之后，幾個少數民族的領導人開始醞釀要退出緬甸聯邦，根據當時的民主憲法，他們是有權利這樣做的。1962年，軍人以防止國家分裂為理由，再次發動了政變，這次政變和民主政府是沒有“共識”的，軍人政府也不再是“看守政府”，而是要長久執政的。

奈溫是這次政變的領袖，政變后他領導的政府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在政治上，權力高度集中于領袖一人之手；二是在經濟上，推行了“緬甸社會主義道路”的經濟政策。在“緬甸社會主義道路”政策的指導下，工商業進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農業雖然沒有搞大規模的集體化，但是政府控制了農產品的價格和買賣，還強勢指導許多農業活動。

在奈溫政府時期（1962-1988），緬甸的經濟表現差強人意。據傳奈溫1967年在內部高官圈中講話時說：緬甸二戰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國，但現在卻要喂不飽自己了。[10]此后政府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并且大力引進國際“綠色革命”的高產改良品種，使得農業產出有了不錯的改進，農產品出口大為增加。從出口總額的數字來看，軍政府開始執政的1962年是2億6千萬美元，1970年跌到1億美元，“綠色革命”后的1980年大大上升至4億7千萬美元。[11]

但是到了1980年代的后期，“綠色革命”的效力漸弱，1987年出口總額降到2億美元左右，1988年更是跌到1億5千萬美元，GDP也出現大幅度的下降。[12]在奈溫執政的晚期，他曾經做出過一些匪夷所思的經濟決策，譬如廢止某些面值的紙幣。1987年9月政府突然宣布面值25、35、75緬元的紙幣全部作廢，同時推出面值45和90緬元的新紙幣。如此怪異的決定據說是因為根據緬甸的占星術和命理學，奈溫相信“9”是吉祥數字，用能被9整除的數額作貨幣面值可以使緬甸經濟繁榮，還可以使他自己活到90歲[13]。

這次廢止貨幣是突然宣布的，而且不允許持有舊幣的人兌換新幣，這使得很多人的財富驟然化為烏有，因此引起民眾強烈的不滿。這種不滿成為引發1988年民主反抗運動的重要原因。

在1988年的大規模民眾反抗和激烈社會動蕩之中，奈溫于7月辭職，軍人又在9月發動了一次政變，成立了“國家法律和秩序恢復委員會”（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SLORC），從此，奈溫時代結束，緬甸進入了新軍政府時代。[14]這個新軍政府和奈溫政府相比，有兩點不同。第一，在政治上新軍政府是小集團的“集體領導”，而不是奈溫式的“個人獨裁” [15]；第二，在經濟上新軍政府推行了私有化、市場化等等的新政策，而不再走“緬甸社會主義道路”。

在新軍政府執政的1988-2011年期間，緬甸的經濟有相對較好的增長，官方公布的年增長數字有時候高達10%以上，雖然這些數字被不少海外學者質疑，但即使增長率沒有官方數字那樣高，緬甸經濟還是相當不錯的。在平息少數民族叛亂方面，新軍政府也取得了一些成績，與幾個少數民族的叛軍達成了停火協議。我2013年訪問東部撣邦的時候，接觸了幾位巴奧人和佤族人，他們以前都是叛軍，在和中央政府達成停火協議后，他們投械從商，成了當地頗為成功的商人。

新軍政府的私有化和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雖然帶來了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大量的貪污腐敗。軍政府的人士在國企私有化時低價鯨吞國有資產，在開放吸引外國投資時利用特權躋身厚利的合資企業，在推行開發項目時大量掠奪土地……不少軍隊精英，以及與軍政府有特殊關系的人，在這期間暴富起來，而廣大平民，尤其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則處于貧困之中，“緬甸社會主義道路”時代的平均主義被新軍政府時代的貧富懸殊所取代。

2007年，為了推行市場化的價格改革，軍政府取消了燃油價格補貼，導致各種燃料的價格上漲一至五倍。這次市場化的價格劇漲，使貧困民眾的生活雪上加霜，引起了強烈的社會不滿，引發了“番紅花革命”。反對派的政治人士和學生，以及身穿番紅花色袈裟的僧侶走上街頭，舉行大規模的游行示威。軍政府對這次游行進行了強力鎮壓，軍政府的行為遭到了國內廣大民眾的抗議，也遭到國際上很多國家的譴責。

在內外壓力之下，民主元素再次顯現力量，軍政府被迫進行了“民主化”的轉向，于2008年推出了新憲法，并且舉行了批準憲法的公投。雖然這部新憲法含有維持軍人參與政治領導的成分，譬如議會下院（Pyithu Hluttaw）的25%議席由軍人占據，但也含有西方民主的成分，譬如兩院制、多黨競爭、權力制衡、保障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等。根據憲法，2010年舉行了大選，一些“民主派”人士和少數民族黨派的人士當選為議員，總統也不再是現役軍人。[16]軍政府統治在大選之后的2011年正式結束。

緬甸政府“民主化”轉型之后，進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譬如釋放政治犯、取消審查制度、開放報禁等等。在經濟方面也進行了更為開放、更為市場化的改革，積極吸引外國投資來促進緬甸的經濟發展。民主化使西方國家減少了對緬甸的經濟制裁，外資進入緬甸的數量大為增加，2012至2013年，緬甸的GDP年增長率在7%左右。[17]不過在民主化進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干擾了發展，尤其是羅興亞問題，引起國際社會對緬甸民主政府的強烈譴責，有些國家又對緬甸實行了經濟制裁。

民主、優主的雙重教訓

回顧緬甸自獨立以來的七十年左右歷史，可以看到緬甸的執政實踐有半個世紀是要搞優主政治的，想把軍隊打造成“具有軍事、政治、經濟和行政的卓見”的優秀集團，來領導實現和平團結、經濟發展、道德提升等等的偉大社會目標。但是，無論是“個人獨裁”的奈溫政府，還是“集體領導”的新軍政府，都沒有實現這些目標，更沒有實現軍隊的“優化”。尋找緬甸失敗的原因，可以從優主政治的五大原則來分析。緬甸軍政府的執政實踐顯示，這五大原則都沒有被遵循。

第一，大門開放的原則。雖然緬甸軍隊的大門沒有明文規定“不開放”，但在實踐中卻有許多排他的、不包容的做法。

譬如，克倫族的軍人在二戰以及緬甸獨立斗爭中貢獻很大，獨立之初緬甸軍隊中有不少克倫族的官兵，總參謀長也由克倫族將軍史密斯·董[18]擔任。但當發生了克倫族起義叛亂之后，雖然這些克倫官兵效忠政府，沒有參與叛亂，卻被清洗出軍隊。

史密斯·董是一位堪稱德才雙全的“優賢”將軍，在才能方面，他在軍事學院受訓時就表現突出，獲得了軍事學院的最高榮譽獎項（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在戰爭的實踐中，他也表現了突出的才能，二戰期間他被空投到敵占區，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領導了成功的軍事抵抗活動。在道德方面，他能夠顧全大局忍辱負重，雖然他被緬族精英不公正地清除出軍隊，但為了國家團結統一的社會長遠利益，他沒有投入叛軍，而且還能夠約束手下的克倫族官兵。如此賢能的優者卻被排除，這明顯違背了優主政治的大門開放原則。

第二，擇優門檻的原則。緬甸的軍隊不按“賢能”的條件來擇優發展，沒有優賢的門檻，而搞任人唯親，一方面把諸多“優者”擋在大門之外，另一方面又把許多“親者”吸納進來。

在戰爭時代，奈溫是第四緬甸步槍團（The Fourth Burma Rifles）的領導人，戰后他大力提拔跟隨他的第四步槍團成員，使第四步槍團的軍人占據了軍隊和政府的許多要職，這些人未必都是優賢之士，有的甚至素質很差。第四步槍團軍人通過任人唯親的提拔，在政府中形成了自己的“隨從體系”（entourage system）[19]，成為左右政府決策的強大力量。

搞隨從體系的并非只是奈溫和第四步槍團，緬甸很多大大小小的領導人都有各種各樣的隨從體系，因此往往是“一人得道，隨從升天”。隨從關系在緬甸文化中有長久的傳統，緬甸軍人集團想搞“優主”，卻沒有采取措施來防范這個問題，結果是“隨從”替代了“優賢”，任人唯親顛覆了優主政治。

第三，內部繼續優化的原則。這條原則特別注重的兩個方面是“加強學習”和“防止腐敗”，而緬甸軍隊在這兩方面都有缺陷，尤其是在防止腐敗方面。

緬甸的腐敗情況非常嚴重，被“透明國際”列為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在全世界一百七十多個國家的清廉指數排名中，歷年來總是倒數第二、三位。[20]緬甸軍隊在“加強學習”方面做得比較好一些，但也有許多問題。政府在軍隊中設立了很多教育訓練機構，還開辦了大學和研究院。這些機構中除了有純屬軍事方面的專業之外，還有醫學、工程、護理等專業，研究院的教育則著重于“國際關系”和“戰略研究”。這些學校既是要為軍隊培育專業的服務人才，更是要為國家培養領導人才，實現軍方給自己定位的領導角色。

軍人政府中絕大多數高級官員都畢業于這些教育機構，譬如在新軍政府的117位部長、副部長中，有101位是軍人，這些軍人的81%（82人）是這些院校的畢業生。[21]這種政府高官多為校友的現象，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隨從體系的嚴重性，這些軍隊院校雖然幫助了軍人的學習，卻也幫助了軍人隨從體系的構建。如此的學習培養，很可能只是培養了專業才能，而未必是優主所必需的賢能，這正是緬甸軍隊在“加強學習”“繼續優化”方面的嚴重缺陷。

第四，內部組織結構趨優化和防止個人獨裁的原則。要想使內部組織結構優化，需要以事擇人來優化集團綜合能力，因此必須選拔賢能水平高的優者，擔任適合其能力特長的工作。但是由于隨從體系的問題，緬甸軍隊并不能很好地實行這條原則。從上而下的任命是任人唯親，從下而上的跟從是尾隨親者，隨從關系嚴重影響了組織結構，不是趨優化，而是趨親化。奈溫時代實行了個人獨裁，更是從根本上違背了這條原則。

第五，與非精英密切聯系的原則。緬甸軍隊給自己成立了醫院、學校等等的服務機構，只有軍隊成員和他們的家屬才能進入這些機構享受服務。軍隊建立這套機構體系形成了兩道“墻”，有違于“與非精英密切聯系”的原則。第一道是阻礙接觸的有形之墻，軍人和他們的家人去這些排外性的機構，不接觸平民，形成小圈子，自己筑墻隔絕聯系。第二道是特權引起的仇富、仇軍的無形之墻，軍隊機構獲得政府給予的豐富資源，軍人有特權排他享用，平民只能望洋興嘆。

在軍政府統治下，軍人得到了大量特權，使他們很容易致富，而平民則分不到一杯羹。特權之墻使平民對軍隊產生了強烈的反感，形成了抗拒的心理，而特權給軍人帶來的財富和造成的貧富差距，還使得軍人難以理解平民在無權、無財狀況下的體驗和想法。這種隔閡，使得優主政治所需的“精英接地氣、了解下面的情況、改進自己的認知”和“把高素質的意見傳播開來，提高群體的素質” ，都無法實現。主政者在與民隔閡的情況下，很可能作出完全脫離實際的有害決策，奈溫晚年關于廢除貨幣的決定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緬甸的軍政府原本是企望把軍隊打造成優秀的精英組織，成為國家的領導棟梁，但是由于它沒有遵循優主主義的五大原則，沒有根據國情構建符合五大原則的具體舉措，導致它的軍人集團腐敗劣化。軍人集團沒有成為“優主”，而是墮落沉淪為“腐主”“劣主”。緬甸的教訓啟示是，民主會發生問題，優主也不是說“優”就能夠“優”的，需要在大原則的指導下構建一系列具體的舉措來“擇優”“持優”“行優”，才能夠實現執政集團的真正優化，使賢者領導國家，使優者主導政府。

緬甸1950年代實行民主政治，雖然有民主的選舉，但沒有良政的治理，結果經濟下滑、國家衰落，因而被軍人政府取代。軍人政府希圖實行優主政治，以使緬甸發展強盛，但是軍人政府沒有遵循優主政治的五大原則，結果民怨載道，民主運動涌起。2015年的民主選舉使民主聯盟成為執政黨，緬甸再次實行民主政治。在這21世紀的民主政治再嘗試中，緬甸又出現了許多問題……

昂山素季希望新加坡在政治方面提供幫助和建議，她是要學習新加坡的優主政治嗎？2019年春天我在華盛頓參加了一個關于緬甸的研討會，和一位來自印度的緬甸問題專家談起這個問題，他經常去緬甸，對緬甸情況很熟悉。我問他昂山素季想向新加坡學習什么經驗？他說，昂山素季想學習新加坡實現社會穩定的經驗，譬如新加坡人民行動黨能夠在議會中長期保持穩定的絕對多數，能夠穩定地執政。我說，人民行動黨是使用改變選舉規則來保持多數的，這是她想學習的經驗嗎？他笑著點點頭。

如果昂山素季只是想學習新加坡的選舉經驗，那么她即使學到了，恐怕緬甸無論是走民主道路還是優主道路，都還會有問題。新加坡的選舉經驗是為優主集團能夠在議會中保持絕對多數服務的，但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人民行動黨通過遵循五大原則把自己建設成為真正的優主集團。如果執政黨不是真正的“優主”，即使能夠在議會中保持絕對多數，也很難取得可持續的優良治理結果。

穩定固然是保證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還需要其它的重要因素。最關鍵的因素是“優主”，優秀賢能的執政者不僅能夠在復雜的情況下維持社會的穩定，而且還能夠制定出高質量的政策，使經濟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良好發展。

緬甸未來的道路將如何走呢？緬甸能夠在20年后超過新加坡嗎？這些還都是未知數。

發展經濟，超越新加坡，實現民族復興，這是很多緬甸人的夢想，一位緬甸知識分子在一個獨特情景中的表述，讓我永遠難忘。

那是在蒲甘，在成群的美麗佛塔環抱中，那里是9至13世紀時的強大蒲甘王朝的首都。我和美國朋友去那里拜訪文物保護專家，我們穿過叢林般的佛塔群時，霧氣繚繞，仿佛夢幻般地穿越了時光隧道，去到了那遙遠美麗的時代……那感覺很美。

蒲甘的成群佛塔

見到文物專家的時候，美國朋友仍沉浸在穿越佛塔叢林的美感中，問道：“在蒲甘的佛塔叢林中生活真是幸福，你天天在這里工作，你的幸福感一定很高，你是如何感受幸福的？”

專家回答說：“我沒有感受到幸福。蒲甘王朝是緬甸的極盛時代，而現在緬甸正處于深深的谷底。天天面對這樣的反差，我不會感到幸福。天天面對蒲甘的極盛，天天提醒著我今天的衰敗、今天的恥辱。我不感到幸福，我感到痛苦。”

蒲甘的文物保護專家

專家的話讓我感到一陣刺心的同情。在中國長長的歷史中，有漢唐盛世，有鴉片戰爭后的百年衰敗恥辱。我可以想象，在鴉片戰爭后的百年中，很多中國人面對漢唐盛世遺跡時，會有和這位專家相似的感覺。今天，中國選擇的道路使中國從衰敗恥辱中復興，緬甸呢？它也能走上復興的道路嗎？

注釋：

[1] 世界銀行文件，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opinion/2013/06/01/myanmar-stepping-up-to-asia-and-the-world

[2] 世界銀行數據，人均GDP（現價美元）：新加坡是57714.297， 緬甸是1256.661。

[3] 關于優主政治，請參閱“民主故障頻發，下一步是優主嗎？”（觀察者網）、《幸福與GDP：主流發展模式之外》（尹伊文，三聯精選，2019）

[4] 參閱《Brief History of the Myanmar Army》，Defence Services Museum and Historical Institute出版，仰光，1999年。

[5] 同上。

[6] 同上。

[7] 昂山Aung San（1915-1947），領導緬甸獨立的軍事領袖，被稱為“國父”，在緬甸正式獨立前數月遭到暗殺。昂山素季是他的女兒。

[8] 關于這一派學者的觀點，請參閱下列書籍及論文。Guy Pauker：“Southeast Asia as a Problem Area in the Next Decade”載World Politics, xi（1959年四月）。John J. Johnson：《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斯坦福，1964年。Alfred Stepan：《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Changing Pattern in Brazi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普林斯頓，1971年。

[9] 數據來源請參閱Louis J. Walinsky：《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urma 1951-1960》，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Inc.出版社，紐約，1962年，第660-661頁。

[10] 參閱David Steinberg：《Burma/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第二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牛津、紐約，2013年。

[11] 數據來源請參閱Khin Maung Kyi, Ronald Findley, et al：《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urma: a Vision and Strategy》，Olof Palme International Center出版，斯德哥爾摩，2000年，第14頁，圖表1.5，源自世界銀行數字。

[12] 出口數字同上。GDP數字參閱http://www.indexmundi.com/burma/gdp_real_growth_rate.html

[13] 參閱David Steinberg：《Burma/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第二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牛津、紐約，2013年。

[14] SLORC在1997年轉型更名為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SPDC），為敘述簡便起見，新軍政府是泛指1988-2011年期間的緬甸政府。

[15] 小集團中有一位相對重要的領導人，但其權力不似奈溫那樣絕對與強大。

[16] 總統登盛是退役軍人，昂山素季在2012年當選為國會議員。

[17] 世界銀行數據。

[18] Smith Dun (1906-1979)

[19] 參閱David Steinberg：《Burma/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第二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社,牛津、紐約，2013年。

[20] 參閱透明國際官方網站 http://www.transparency.org/research/cpi/overview

[21] 參閱Maung Aung Myoe：“Officer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Training in Tatmadaw: a Survey”（working paper #346），Strategic and Defence Studies Center，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00年5月，第15頁。

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王鵬凱 黃月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每個周六，“文化周報”向你匯總呈現最近一周國外文藝圈、出版界、書店業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我們關注雨果獎主辦方揭露欺詐投票、美國大選與流行文化積極互動、學術出版商Taylor&Francis將研究成果售給微軟人工智能等內容。

01 雨果獎主辦方揭露欺詐投票，涉數萬英鎊

7月22日，2024年雨果獎評選委員會發表聲明稱，在今年雨果獎決選投票的統計過程中，委員會發現了一些“異常數據”，近400張選票被發現是欺詐投票，約占總投票數的10%。

根據評選委員會的報告，在收到的3813張決選投票中，至少有377張選票來自不符合“自然人”標準的賬戶：明顯使用假名或有其它不合規特征，其中一些投票者的姓氏幾乎完全相同，僅改變了首字母并按照字母順序進行排列，也有部分名字是連續數字的翻譯。這些選票絕大多數都投向一部決選作品，委員會將其稱為“決選作品A”（Finalist A）。

此外，委員會還收到一份秘密報告，報告稱“至少有一個人贊助了大量購買世界科幻協會會員資格的行為，這些被贊助者在按贊助者意愿投票后，獲得了會員費退款”。根據規則，只有協會會員才有資格為雨果獎提名作品，并參與決選投票，據《衛報》統計，世界科幻協會每年的會員費最低為45英鎊，因此支付這一數目的會員名額至少花費16,965英鎊。

基于此，評選委員會認定這些選票存在欺詐行為，并最終決定將這377張選票從決選結果中剔除。委員會進一步表示，目前沒有證據表明決選作品A對虛假選票完全知情，更不用說為此負責，因此并不會公布這位入圍者的身份，也沒有取消該作品的參評資格。不過，在剔除無效選票后，該作品沒有在相應類別中獲獎。

評選委員會在聲明中表示：“我們想向2024年雨果獎的投票者保證，選票得到了公正的計算。最重要的是，我們想向今年雨果獎的獲獎者保證，他們的獲獎是公平公正的，沒有任何任意或無緣無故排除選票或提名的行為，也沒有任何通過欺詐手段獲得獎項的可能性。”今年的大會主席埃斯特·麥考姆-斯圖爾特（Esther MacCallum-Stewart）教授也做出回應稱：“我完全支持他們通過一系列行動維護獎項的公正性。這些獎項是大會的重要支柱，代表著我們社群成就的頂峰。”

事實上，這并非雨果獎近年來首次出現爭議事件。今年一月，雨果獎公布了2023年獎項背后的統計數據，數據顯示，包括匡靈秀（RF Kuang）、趙希然（Xiran Jay Zhao）、保羅·韋默（Paul Weimer）在內的多位作家都獲得了足夠的提名數，卻被評選委員會取消了資格，并且沒有進一步解釋。這在當時引發了猜疑與爭議，部分作者與讀者擔心獎項受到舉辦地審查制度的影響，而此后進一步泄露的委員會內部郵件也似乎證實了這一點。事后，世界科幻大會知識產權協會（World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兩位領導人因此辭職。2024年度主席麥考姆-斯圖爾特也發布聲明，將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證獎項的透明度，包括記錄并公開關于獎項的所有數據與決定。

雨果獎（Hugo Award）是世界知名科幻和奇幻文學獎項，以紀念美國科幻雜志《驚奇故事》創辦人雨果·根斯巴克而得名，最初設立于1953年，此后于每年的世界科幻大會頒發，包括厄休拉·勒古恩、J.K.羅琳、尼爾·蓋曼、劉慈欣在內的許多知名科幻作家都曾獲得雨果獎。2024年度的大會將于今年8月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最終獲獎名單將于8月11日公布。

02 美國大選與流行文化積極互動

7月22日，在美國總統拜登宣布退出競選，并支持提名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幾小時后，Charli XCX在社交媒體“X”上發布了一條推文——“卡馬拉是brat”（kamala IS brat）。這一推文在社交媒體中迅速走紅，哈里斯的競選團隊也很快作出了回應，她們將競選團隊官方推特主頁的背景顏色換成了brat綠。

Brat綠（brat green），指的是一種炫目的黃綠色，類似于iPhone發送的短信氣泡，這一鮮艷的色調在潘通色卡上介于360到375之間。與2023年的芭比粉一樣，brat綠已經成為2024年夏天的標志性顏色。目前，#Bratsummer這一話題在TikTok上已有超過40000條視頻，在Instagram上也有超過12,000條帖子，谷歌甚至預測它將成為本周最熱門的搜索條目。

這一顏色始于英國流行歌手Charli XCX于今年六月發布的熱門專輯《Brat》，是專輯封面的顏色。但其影響不止于此，“brat”迅速發展成為一種與Z世代相關聯的文化現象。Charli XCX將brat想象為一種新世代青年形象，這與社交媒體網紅總是呈現的“干凈”、“精心修飾”形象不同，在發布于TikTok的一則視頻中，她解釋說：“就像一個有點邋遢、喜歡派對的女孩，也許有時會說些蠢話。她感覺良好，但有時也會崩潰。但有點像派對一樣，非常誠實，非常直率。”

人們隨即接受了哈里斯的brat形象，網絡上開始流傳大量關于哈里斯的表情包（meme）和以brat為背景音樂的短視頻剪輯。其中最流行的是一段關于椰子樹的敘述，那原本是哈里斯去年在白宮的一次演講，她引用自己母親關于年輕世代的一句話——“你以為你是從椰子樹上掉下來的嗎？你存在于你生活的環境與之前的事物中。”這段講話被剪輯并搭配上哈里斯在各種場合大笑的畫面，以各種形式出現在社交媒體之中。

哈里斯真的是brat嗎？有人指出，作為政客的哈里斯，并不是一個具有“下水道蕩婦”氣質的“365天派對女孩”。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作為首位領導主要政黨的黑人女性和亞裔美國人，哈里斯就是brat，因為這打破了界限，具有女性特質，而且具有交叉性。《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篇評論也指出，“在某些方面，這個問題的答案并不重要。因為brat本質上并不是這樣來定義一個人的，它同時具有煽動性和脆弱性——也許Charli XCX就是從哈里斯身上看到了這樣的特質。”

實際上，在政治選舉中，如何爭取年輕人群的支持一直是政客們的關注重點。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希拉里就曾經試圖用熱門游戲《口袋妖怪 GO》（Pokémon GO）來吸引年輕選民，但并沒有取得理想效果。去年泰勒·斯威夫特也曾呼吁粉絲參與初選投票——盡管她沒有說支持誰，但仍然推動了選民登記的激增。對brat的接納被視為哈里斯爭取年輕選民的表現，CNN的一篇評論指出，“從本質上講，擁抱brat文化就是關于凌亂、不完美的自我接納——這是目前吸引30歲以下人群最簡單的方式。”

另一方面，流行音樂也一直在美國大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話》（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文章發現，幾十年來，總統候選人一直在嘗試通過音樂與選民建立聯系。最初主要聚焦于競選歌曲，例如1960年，肯尼迪使用了著名歌手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的歌曲《遠大希望》（High Hopes）；1992年，比爾·克林頓在嬰兒潮世代的競選中選用了英國搖滾樂隊佛利伍麥克（Fleetwood Mac）的歌曲《不要停止》（Don’t Stop），為了支持克林頓，佛利伍麥克甚至在1993年舉行了重組演出。

進入21世紀以來，流行文化與政治結合得更為緊密，總統候選人傾向于選擇在意識形態上與競選主題相吻合的歌手。因此，共和黨會選擇像李·格林伍德（Lee Greenwood）和范·海倫（Van Halen）這樣的鄉村音樂和愛國搖滾風格。在2020年的總統選舉中，特朗普就很喜愛在競選現場播放鄉下人樂隊（the Village People）的經典歌曲YMCA并隨之起舞，直到樂隊向他發送了一份禁止令函。而民主黨則更重視與公民權利和女性主義相關的偶像，比如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和凱蒂·佩里（Katy Perry）。在哈里斯參與競選的當天，對于歌曲使用審批異常嚴格的美國歌手碧昂斯（Beyoncé）允許哈里斯將《自由》（Freedom）作為她的官方競選歌曲，這首歌是對黑人女性歷史性力量和韌性的致敬，也被視為對未來的號召和激勵。

03 學術出版商Taylor&Francis將研究成果售給微軟人工智能，引發學術作者震動

一份文件近日披露，學術出版集團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與微軟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內容包括“獲取高級學習內容和數據，并合作探索人工智能專家應用程序”。泰勒弗朗西斯為世界知名出版集團，出版有一系列學術書籍與期刊，旗下的勞特里奇（Routledge）是人文社科領域最大的全球學術出版商之一。據透露，該協議第一年的價值為800萬英鎊。

泰勒弗朗西斯此舉在學術作者群體中引起震動，他們稱自己并未被告知這項交易，沒有機會選擇退出，也沒有從科技公司的使用中獲得任何額外報酬。英國作家行業協會（Society of Authors）也表示，“對于出版商在未事先咨詢作者和創作者的情況下就與科技公司簽訂協議表示擔憂。”

在對《書商》（The Bookseller）的回應中，泰勒弗朗西斯表示，“集團正在保護作者作品的完整性，并對逐字文本復制做出限制，同時也會保障作者根據合同獲得版稅支付的權利。”

作者們的首要疑慮在于，他們是否有可能選擇退出與微軟的人工智能合作。泰勒弗朗西斯的作者之一、萊頓大學英文系講師露絲·克萊門斯（Ruth Clemens）指出，目前并不清楚泰勒弗朗西斯是否存在或正在考慮推出作者的退出政策，“但鑒于他們最初就沒有通知作者這項簽約，任何退出政策現在都無法生效。”對此，集團發言人并未做出進一步回應。

英國作家行業協會高級政策經理與合同顧問安布爾·莫萬（Ambre Morvan）進一步指出，版權、道德權利和數據保護問題，以及科技公司使用作品時的透明性和支付公平性問題——即使他們獲得了授權——都需要被仔細考慮。此外，還必須考慮這類應用對作品的傳統銷售以及作者的職業前景是否會有更廣泛的影響，她說：“創作者是我們創意產業的支柱，我們不能不強調保護他們的重要性。”

另一個疑慮則是關于AI對學術知識生產的影響。克萊門斯表示，“我們正處于一個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十字路口，在我看來，這筆交易最大的問題是將學術研究簡化為一種原始內容，并從中抓取數據，將其重新包裝為知識。”實際上，正如《對話》（The Conversation）文章所指出的，由于不帶引用地返回數據（可以被視為一種抄襲）以及發明虛假信息并將其歸入真實來源，現有的人工智能模型常常面臨著嚴厲的批評。

對此仍未有明確的制度性回應。近期，美國版權結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re）宣布將在年度版權許可（Annual Copyright License）中加入人工智能再使用權，據稱這是“首個用于AI系統內部使用受版權保護材料的集體許可解決方案”，將為版權所有者提供相應的權利和報酬。

參考資料：

https://edition.cnn.com/2024/07/23/style/brat-summer-green-explained/index.html

https://theconversation.com/kamala-is-brat-how-the-power-of-pop-music-has-influenced-60-years-of-us-elections-235309

https://www.theatlantic.com/culture/archive/2024/07/kamala-harris-brat-memes/679205/·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article/2024/jul/23/hugo-awards-fraudulent-votes-paid-for-one-author-ntwnfb

https://glasgow2024.org/wp-content/uploads/2024/07/hugo_statement_chinese.pdf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4/feb/15/authors-excluded-from-hugo-awards-over-china-concerns

https://www.thebookseller.com/news/academic-authors-shocked-after-taylor--francis-sells-access-to-their-research-to-microsoft-ai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n-academic-publisher-has-struck-an-ai-data-deal-with-microsoft-without-their-authors-knowledge-235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