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需考證的 2———中華文字起源一些思考參考

2023-4-5

1、

中華文字的起源應該是很早的。母系社會就已經起源。但是父系社會出現了倒退。神農時代只是結繩記事。結繩記事是一種很反文明的很狹隘的既得利益階級社會的方式。印第安人也出現這個情況。黃帝發明的文字，應該是一種密碼文，只是便于軍事和統治。可能在當時消滅了蚩尤的文字。

2、

書，是漢語通用規范一級字。最早見于甲骨文。本義作動詞，是書寫、記述的意思；后引申為名詞，指簡冊、典籍、文書、信函等。

“寫”字出現在戰國，子義有多種。

上古時期，應該是把寫字的行為稱之為書。

筆字的甲骨文就是手拿著一個毛刷樣

書字的甲骨文，就是筆下面有液體的器皿

3、

八千多年的賈湖遺址發現了骨制“規矩”

原標題：姬英明：八千多年的賈湖遺址發現了骨制“規矩”

該遺址共發現有寓意深遠的契刻文17例，分別刻在龜甲、骨器、陶器上，其出現年代早于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4000多年，也略早于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一期的陶文年代。···與周漢時代文字結構基本相同，有些契刻符文的形狀與商代甲骨文有許多相似之處。新發現的甲骨契刻符文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文字的的文明之一。

4、

陳福來：彝族文化與甘肅大地灣刻劃符號的同源關系

2019-07-06 16:50

5、

百度百科 莊橋墳遺址

在出土的器物上發現大量刻畫符號和部分原始文字。

整理還發現陶器上的刻畫符號大多在燒前形成，石器上的刻畫符號與陶器上的多有相似之處，其中兩件殘石鉞的兩面均發現了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通過研究，認為這是一種原始文字，且是較為成熟且初具系統的文字。

6、

最早的文字——陶文

2019-07-16 03:09

文|李荊林

李荊林先生是湖南常德人，是《中國女書與史前陶文，探源中華文明八千年》一書的作者。

湖南江永女書是現在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性別文字----婦女專用文字，女書記錄的語言是女書流行與眾不同的永明土話。女書文字呈長菱形，筆畫纖細均勻，似蚊似蟻，民間叫它作長腳蟻字或螞蟻字，因其專為婦女所用，學術界便將其稱為"女書"。陶文，顧名思義，指書（刻）在陶器上的文字。

粗略統計，黃河、長江流域出土新石器時代有陶文的遺址共發掘47處，出土陶文2073個。彩陶圖案的比較,我們看到,女書中有一部分單字與陶文一模一樣,有的相差無幾,有的可以在彩陶圖案中找到原型。女書的確有太深的原始烙印。如陜西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文27個,女書單字能與之對上的就有21個,占陶文數量的78%;陜西臨潼姜寨遺址出土的陶文38個，女書單字能與之對上的就有20個,占陶文數量的52.6%。另外還有陜西零口、垣頭、莘野、李家溝、原頭等遺址出土了陶文,雖數量不多,但大都能與女書對上。這些遺址均屬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時期。再則,青海樂都柳灣遺址出土51個陶文,女書單字能與之對上的就有36個，占陶文數量的70.6%。到這時,我們已很清楚地看到陶文的發展脈絡,即:磁山、裴李崗文化、秦安大地灣文化一期陶文；仰韶文化半坡、姜寨類型陶文、廟底溝類型陶文；馬家窯文化半山陶文、馬廠類型柳灣陶文；山東龍山文化城子崖陶文；二里頭文化陶文；商代甲骨文(陶文)。至此陶文在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也正是女書發展的序列。

C、女書的文字學意義

當人們對出土近半個世紀,秦安大地灣、磁山、裴李崗、半坡、姜寨遺址及其他遺址的“刻劃符號”到底是不是文字這一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各抒己見時,女書向我們證明了“刻劃符號”是文字(陶文),并且陶文是商代甲骨文之起源。那么,我國的文字史至少應從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階段算起,距今約有七八千年歷史了。比甲骨文還要早四五千年。從而,陶文比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距今約6000年左右)要早兩千年,比古蘇馬利亞和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距今約5500年左右)要早兩千五百年。所以,中國陶文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古老文字，距今約八千多年。既然女書起源于史前陶文,那么,陶文的考古學年代也證明了女書的起源年代，女書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E、陶文是文明的起源

從探討女書的起源,到原始陶文(漢字)的起源,再到中華文明的起源,結論是由最早的原始陶文(刻劃符號)發展形成了漢字。以河南新鄭裴李崗文化、河北邯鄲武安磁山文化、陜西華縣老官臺文化、甘肅秦安大地灣文化為代表,這些遺址的考古學年代均超過了8000年。除出土大量的生產生活用具外,最為顯目的是這些遺址均出土了陶文(刻劃符號),雖然量不多,卻已是文字的萌發。證明了原始先民的社會生活已跨進另一領域——文字的創制和文明的起源階段。文字的創制和文明的起源是同步進行的,是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其發展也是緩慢的。我們肯定中華文明起源是上下8000年而不是上下5000年，這是偉大的奇跡。

注明：本文是李荊林先生授權發布。其他媒體要轉發此文，請與李先生聯系。

7、

父系社會出現，總是一次次破壞過去的文明成果。商朝也破壞夏朝記載文字的器物，只是商朝滅亡時已經難以破壞了。

8、

細讀《篆刻學》：“六書”詳解

談藝錄 2020-06-20 17:13

了解漢字的“六書”，對研究文字的起源和發明發展有幫助

明代最著名的篆刻家何震曾有一句名言：“六書不精義入神，而能驅刀如筆，吾不信也。”

鄧散木先生在《篆刻學》開篇介紹完識篆的重要性之后，首先介紹的內容，也是“六書”，他說：生民之初，人事簡陋，故其文字，即僅限于象形指事，已足為用。及后人一漸繁，文字之需要寢迫，遂因象形指事，互為孳乳，于是以聲與形相附而為形聲，形與形相附而為會意，異其字同其義而為轉注，異其義而同其字而為假借，此即所謂六書也，六書既備，則構成文字之因素以廣……

9、

此文作者認為夏朝是表音文字，商朝是表意文字。

https://bbs.tiexue.net/post2_13486766_1.html

[原創]解說《山海經》記載的“圣木曼兌” – 鐵血網

《山海經·海內西經》有一段記載，很有意思。運用的筆墨，圍繞著昆侖南淵的“開明獸”展開，分別從西、北、東、南，順時針方向予以描寫。今天看來都是一些奇獸怪樹，特別是一種稱作“圣木曼兌”的東西，令人茫然不知何物。為給讀者明白地解說《山海經》記載的“圣木曼兌”，現將原文附錄如下：

《山海經·海內西經》記載：

“昆侖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昆侖上。

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鳳皇、鸞鳥皆戴[盾拔-扌]。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圣木曼兌，一曰挺木牙交。

《山海經·海內西經》記載的“圣木曼兌”究竟是何物？書中自己，已經給出答案。“圣木曼兌，一曰挺木牙交。”書中說“圣木曼兌”，又叫“挺木牙交。”真是此謎未解，又出一謎。

《山海經》之所以我們今天讀來有很多費解之詞，那是因為我們還不掌握《山海經》語言文字變化的特點，還不知道《山海經》里的語言有伏羲時代的語言，炎帝黃帝時代的語言，夏朝語言，商朝語言，歷史跨越1500多年，甚至還幼稚的認為：現代漢語在形成之初就是一字一音的文字，甚至還不知道，《山海經》是曾經使用過夏朝哈拉帕文字、商朝甲骨文、周朝金文、秦朝篆字，一步步轉寫到現在的語言文字版本。《山海經》流出至今，尚能完整的保存著它成書之時的面貌，真要感謝歷朝歷代那些轉寫《山海經》是史官，是他們的付出，使得5000年后的今天，讓我們有理有據的解讀華夏歷史。

上古時期，文字的作用是記錄語言的，音節與記事符號（字），不是一一對應的，因聲取義，因聲取字，上古語言文字，奧秘在與“音訓。”

作者研究《山海經》多年，得到的經驗：《山海經》實際上是雙語書，既有夏朝的表音文字，又有商朝的表意文字，當兩種文字不能相通時，作者就在夏朝表音文字后面，又用商朝的表意文字重復說一遍。這個簡單的原理，只要史官們口口相傳就可以了。

《海內西經》所說到底“圣木曼兌”與“挺木牙交”，其中“圣木”與“挺木”，我能現在可以理解，但“曼兌”與“牙交”，我們最多能理解“牙交。”

按照《山海經》實際上是雙語書，既有夏朝的表音文字，又有商朝的表意文字，當兩種文字不能相通時，作者就在夏朝表音文字后面，又用商朝的表意文字重復說一遍的原理，我們就可以把“曼兌”理解為“牙交。”只不過“曼兌”是夏朝表音文字；“牙交”是商朝的表意文字，如此一來，“圣木曼兌”不足為奇。“圣木曼兌”就是“挺木牙交。”

“挺木牙交”又是何物？

《易緯通卦驗》說：“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法北斗，其刻曰‘蒼渠通靈，蒼牙通靈’”；又說：“撢度出表，挺后名知，命陳效睹。”

意思是說，燧人氏之初的帝王，手握方牙機矩，觀測北斗七星斗柄的旋轉規律，觀看方牙機盤風向儀的轉動，定八方信風來向，以直木為表，在挺木上契刻度位，計算周天（一年）歷度，以蒼矩、蒼牙通天地之靈，頒布天索信風歷，所以揆度出于表木，挺木牙交后，而知天道、地道、八方之名，命令東侯（陳）星官效仿，以觀測日、月、星辰的升降運行。此后凡繼承挺木牙交職業者，繼天而王。

《易緯通卦驗》一語道破天機。原來“挺木牙交”是燧人氏觀測季候風的一種儀表。

既然《山海經》說“挺木牙交”就是“圣木曼兌。”那么本文主題要解說的《山海經》“圣木曼兌”其實就是燧人氏觀測季候風的一種儀表，并不是什么怪模怪樣的神樹。不僅如此此后凡繼承挺木牙交職業者，繼天而王，以風為姓，因此伏羲就是挺木牙交職業者的后裔。

10、

根據傳說，黃帝時期應該有系統的文字。

沮誦，相傳為黃帝的左史，與倉頡共造文字。

沮誦————名字好像是泡制竹木帛防腐劑和規范發音的。

衛恒《四體書勢》：“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

黃帝時有大鳥街圖，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慎德，曰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有臣沮誦（亦作頌）倉頡觀鳥跡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云笈七言》

倉頡造字的傳說始于戰國，《荀子》《呂氏春秋》都稱是“倉頡作書”。

《荀子》，在其“解蔽”篇中說道：“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贊稽物。壹于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意謂擅長文字書寫的人很多，而只有倉頡能夠在當中脫穎而出，其關鍵在于他能夠“壹于道”且明察事理。

成書于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君守》，也有“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鮌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的記載，將倉頡作書與制作車、稼、刑、陶、城等具體、實用的事物并舉，意謂倉頡作書也屬于精當合宜的行為，不過，《呂氏春秋》認為這些事物的制作都屬于臣子之道，是臣

漢代起，把倉頡稱為黃帝之史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先秦典籍《世本》稱，造書的除了倉頡之外，還有另外一人，這個人叫做沮誦，《世本·作篇》：“沮誦、蒼頡作書。”宋衷注《世本》稱：“沮誦、蒼頡，黃帝史官。黃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誦、蒼頡居其職矣。”也就是說，沮誦和倉頡一樣，都是黃帝的史官，而且沮誦位置還居于倉頡之前。晉代書法家衛恒作《四體書勢》稱：“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

漢代經學家高誘認為，倉頡創造了文字后會使得民風不再淳樸，老百姓會弄虛作假，甚至為了蠅頭小利而拋棄農活使土地荒蕪，結果導致所有人都挨餓，所以“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也。”

不過，高誘對于“鬼夜哭”還作出了另一個解釋，他認為“鬼”是“兔”的誤寫，兔子害怕人們會殺兔取兔毫作毛筆，所以夜哭。

11、

許慎《說文解字序》說：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按許慎的這一敘述，文字的發展經歷了自包羲氏畫八卦，到神農氏結繩記事，再到倉頡造書契的歷史過程。值得注意的是，許慎所敘述的這一文字發展譜系，是構建在《周易·系辭》所述的文字發展脈絡基礎上的。《系辭》對于從作八卦到結繩記事，再到書契產生的文字發展譜系有較為完整的記載，文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與許慎相同的是，《系辭》也梳理了這一從八卦到書契的演變過程，并將之融入自伏羲到神農、黃帝、堯、舜五帝治理天下的歷史敘事之中。大家知道，在東漢的古文經學思想系統中，《周易》具有五經之首的地位，而作為古文經學家的許慎依據《周易》來構建文字發展的歷史譜系，可說在情理之中。許慎在《周易》所述的文字發展脈絡的基礎上，結合了《世本》所載倉頡是黃帝時史官的說法，將“書契”的作者歸于黃帝時候的史官倉頡，從而構建了完整的文字發展脈絡。在這一發展脈絡中，倉頡造字一事被納入圣人造文字和治理天下的歷史敘事：倉頡繼承了伏羲、神農的未竟之業，順應了天地的意志，取法于自然的物象而造出了文字。按照這種邏輯，文字成為順應天地、自然而來，能夠輔助王政或者說“宣教明化”的工具，也為王者“宣教明化”設立了法度。“倉頡造字”說也因之具有了合法的地位。

12、

a、

倉頡故里位于河南濮陽南樂縣梁村鄉吳村

倉頡，史皇氏，今河南省濮陽市南樂縣西十八公里吳村人。南樂倉頡陵廟位于“一腳踏兩省，一手摸三縣”的吳村，是豫北冀南一帶的著名古跡。

據《萬姓統譜·卷五十二》：記載，“上古倉頡，南樂吳村人，生而齊圣，有四目，觀鳥跡蟲文始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乃軒轅黃帝之史官也”。

《明一統志·人物上古》亦記載：“倉頡，南樂吳村人，生而齊圣，有四目，觀鳥跡蟲文始制文字以代結繩之政，乃軒轅黃帝之史官也”。

b、

新鄉市原陽縣。依然傳承著倉頡出生地留后村（今齊街鎮留后村），倉頡“觀奎星、察鳥跡、辯獸蹄”造字的桑園（今陽阿鄉桑園村），倉頡觀察揣度后定字之地“文定”（今陽阿鄉文定村）及倉頡稱帝的都城衙地（今齊街鎮留后村西北隅）。原陽，位居中原腹地，是古“陽武國”和秦漢古縣“陽武”所在地。今日原陽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由“陽武”與“原武”兩縣合并而成。古“陽武”治所與所轄區域均在今原陽境內。史書及《陽武縣志》記載：“倉頡生陽武葬利鄉”，且“造字于陽武、建都于陽武、稱帝于陽武”。文字學家也認為原陽是倉頡造字的發源地。中國倉頡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史國強坦言：“原陽在倉頡文化研究中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

現代有專家認為，倉頡出生于衙地，南留侯就在衙地。據傳，衙地就是今天原陽縣太平鎮一帶，太平鎮東西兩側，現在還有東衙寺、西衙寺兩個古地名存在。在東衙北一公里處就是倉頡出生地侯崗，與南留侯村相連。據村上老人講，倉頡就出生在村東的侯崗上。侯崗古代有倉頡祠540畝，有石人石馬、碑林牌坊，香火旺盛。倉頡祠緊鄰官道，來往官員文官下轎，武官下馬。趕考舉子，來此必拜。后祠廟毀于戰火，早已不復存。縣志載，過去村上有“倉頡故居”斷碣一方，文革中不知去向。

c、

另一說陜西白水縣陽武村人｛楊武村｝，也許是倉頡的嫡系部族在這里。

d、

白水倉頡廟

白水倉頡廟是國內唯一僅存的紀念文字發明創造的廟宇，2001年6月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白水縣城東北35公里處的史官鄉，廟東一里多為武莊村，相傳倉頡生前曾在此村生活居住過；廟南一里余為史官村，是后人為紀念倉頡，以其官職為村名；廟西北方向約五里為地彭衙村，是古白水縣衙所在地；廟西南方向約二十公里有陽武村，是倉頡的出生地。

在渭南市白水縣倉頡墓冢的東北側，有一株5000年古樹，這株古樹至今枝繁葉茂，高逾16米、腰圍7.8米、根圍9.9米，樹紋像奔騰的河流。這株古樹相傳為原始象形文字的創造者倉頡去世前選擇墓地時，親手栽植這株柏樹作記號。有學者叫它文化之源，被譽為“文明之根”，也叫長壽樹。

e、

倉頡造字臺位于西安市長安區郭杜街道長里村北，臺高6米，周長100余米，方形，系夯土建筑，原為土臺，在夯土中曾發現新石器時代的器皿遺物，推知為上古文化遺址遺留下來的文物古跡。

f、

倉頡造字遺址公園位于陜西省洛南縣城關鎮人民路，占地面積1.5萬平方米。據《策海·大書》載有：“倉頡登陽虛之山，臨于元扈洛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山川、指掌而創文字。”這里說的就是陜西洛南縣（原雒南）城西北24公里處的陽虛山。陽虛山是倉頡造字的地方．亦是周易八卦的源頭，

g、

洛汭在今洛陽市洛寧縣境內，今洛寧縣興華鄉西北仍留有倉頡造字臺，是后人為紀念倉頡帝而建造。

緯書《河圖》：“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郝懿行案：“《水經注》云：‘洛水又東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河圖》是最早記載倉頡造字地點的文獻資料。“玄扈洛汭”在今洛陽市洛寧縣羅嶺鄉元扈山南麓玄扈河與洛河交匯的洛河轉彎處。今洛寧縣興華鎮陽峪河東側的半山腰，有“倉頡造字臺”遺址。相傳，這里就當年倉頡依洛書而創造文字的地方。

h、

鳳凰銜書臺位于河南新鄭縣城南，相傳為倉頡造字的地方。后人為了紀念倉頡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鄭縣城南倉頡造字的地方稱作“鳳凰銜書臺”，宋朝時還在這里建了一座廟，取名“鳳臺寺”。

i、

魯山縣倉頭鄉，古跡有下倉頭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西周古墓群、楚長城、倉頡祠。倉頡文化遺跡遺存十分豐厚。這里擁有全國唯一的集造字臺、祠堂和墓室于一體的古建筑和獨特的“一墓三墳”古墓葬制。

j、

有幾處倉頡墓

陜西白水縣白水縣東北五十里倉頡廟倉頡墓，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倉頡墓是傳說中黃帝的史官倉頡之墓。

南樂倉頡陵，位于河南南樂縣，原稱倉頡祠，縣西北吳村附近，始建于東漢永興二年（154年），其后屢毀屢建，1966年一次毀滅性的劫難，使倉頡廟成為廢墟。吳村西側倉頡墓亦被挖開，出土大量仰韶和龍山時期的器物遺存。倉頡墓與倉頡廟西東相望，是一個高五米的大土丘。

開封倉頡墓，在今城東北9.5公里、黃河大堤之外，劉莊村的北側。明《汴京遺跡志》載：“倉頡墓在城北時和保。俗稱倉王冢是也。”

平頂山市魯山縣倉頡冢。位于現魯山倉頭鄉鄉政府院內，冢上有倉頡祠。經許多史學專家考證，倉頡死后，葬于魯山倉頭，黃帝賜名倉子頭。倉頡冢位于現魯山倉頭鄉鄉政府后院，冢上有倉頡祠。

魯山縣北依洛陽市、南臨南陽市、東接平頂山。這與倉頡看到河圖洛書的有關。古代每個部族有一個主要職務職業，如重黎、月母、羲和、共工、祝融。倉頡部族是造字。

河南省虞城縣古王集鄉李大夫村委堌堆坡村西北隅倉頡墓，西據商丘市主城區不足五公里。（現如今劃歸為商丘市示范區民安辦事處轄屬），

山東省東阿縣銅城辦事處王宗湯村東南1.5公里處也有一座倉頡墓，現在是新修建的。

考古調查和勘探。發現王宗湯村的倉頡墓地原是一處面積約有10000平方米的大型龍山文化遺址，這與古史傳說中的黃帝時期相對應。那么，這里很有可能是一處黃帝時期倉頡部落活動或居住過的地方。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倉頡遺跡和歷史信息。

《東阿縣志》引《路史·禪通紀》云:“倉帝(即倉頡)居陽武,葬利鄉,疑墓在壽光者為是。”

據說周朝初年,在壽光的倉頡墓中,曾出土“鳥跡書”。這一說法見于元代《至正金陵新志》一書: “昔周初于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叔孫通識十三字。”宋鄭樵著的《通志》中也載:“倉頡石室記二十八字,在北海(即壽光)倉頡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

對于倉頡墓室的準確位置，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中也有詳細記載:“巨洋水自湖東北流,經縣故城西……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故廟堂也。”酈道元說的“巨洋水”即壽光的彌河。“孔子石室”即倉頡墓中石室。“故城”是西漢時的壽光縣城,在現在洛城鎮牟城村一帶。在壽光古縣城牟城西側，即韓家牟城。

白水縣倉頡墓的證據晚于壽光倉頡墓的證據，且是孤證，相比之下,倉頡墓在壽光較可信。《金陵新志》載，壽光倉頡墓中石室出土于周代。元鄭杓《衍極》云:“北海亦有倉頡藏書臺”。據在壽光城西南八公里孫家集出土的文物看，倉頡墓在壽光比較可信,目前也為多數史家所公認。倉頡的棲居之地，歷來為帝王將相、騷人墨客頂禮膜拜之處,留有諸多詩文。———————————————這有些吹噓

酈道元《水經注》中的也詳細記載了倉頡石室的準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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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草堂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yanzhixue

2014-03-19 23:17 (2014-03-19 23:17:16)

一、書法精神

·漢字是表意文字，不是表音文字。

與世界上其他的文字不同。所以能夠承載文化的傳承。

·漢字是怎么誕生的。

與通常說法不同，我認為漢字是與鬼（祖先）神（神仙）交流的工具。舉例：殷商與西周交界時期的甲骨文，只有1毫米左右。這與給人看的目的不相符合。

西周甲骨文的認識是始自1956年李學勤先生的《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在周初歷史上比較重要的地方如山西洪趙、河北邢臺、北京房山、陜西周原等地區相繼出土了一些甲骨文。尤其是陜西周原地區，于1977和1979年出土了1.7萬余片甲骨，其中有字甲骨304片。2002年以來周原地區又有新發現。

另一種是一批奇特的微刻甲骨文。這批甲骨文是在陜西岐山縣古周原鳳雛村發現的，共有293片甲骨。甲骨上的文字細小如芥籽，筆劃細如秋毫，需借助5倍以上的放大鏡才可辨認，但字跡清晰、筆劃剛勁流暢。書法分直筆和圓筆兩種，直筆方直勁健，圓筆圓潤婉逸。其中有一片甲骨僅2．7平方厘米，像小硬幣大小，刻字面積僅1．7平方厘米，上面卻刻有30個甲骨文，其字細若發絲，個別的字徑還不足毫米。這批甲骨文是西周時的作品，記載的多是西周滅商之后，周文王晚年到周康王初年的內容，但是，為什么要刻得這么小?是什么人用什么工具刻出來的?在古代尚沒有放大顯微技術的情況下，又是怎樣辨認的?這些至今還是一個謎。如今，這批珍貴的微刻甲骨文收藏在陜西省岐山縣文物管理所。

（<殷墟之外的三種甲骨文> 本文來源： http://news.cang.com/info/69068.html）

《淮南子·本經訓》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高誘注：“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

許慎《說文解字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書法的“修身克己”。

古人：“書為心畫”。

蔡邕：“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

劉熙載：“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知識分子在日常習書中“吾日三省吾身”

·統治階級用書法統攝知識分子的心靈

書法類似我們現在的軍訓。

唐科舉制度，士子通過禮部試，進士及策后，不直接授官，須再通過吏部選官一關。其內容，先試收判，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長為合格；試而后銓，察其身言，身必體貌豐偉，言須言辭辯正。四者合格，再經注（詢問所能，擬定何官）、唱，方由吏部上于尚書仆射，由仆射轉門下省反復審核。手續甚繁。故有出身二十年而不得官職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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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筆勢

勢的概念：勢，是中國歷代書論中出現頻率較多的一個概念。古無“勢”字，《說文解字》段注：“蓋古用執字為之。”

執，會意。繁體字從幸從丸。“幸”意為“被外力控制住”，“丸”，或作“瓜”，球形物。“幸”與“丸”聯合起來表示“球被控制住，不再滾動”。本義：球形物被拿持住，不再滾動。

蔡邕《九勢》：“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百事可樂，“來勁了”。）惟筆軟則奇怪生焉。凡落筆結字，上（上一筆）皆覆下（下一筆），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

15、

榜書筆法。

康有為 《廣藝舟雙楫·榜書》：“榜書，古曰署書， 蕭何 用以題‘蒼龍’、‘白虎’二闕者也；今又稱為擘窠大字。

16、

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甲骨文，你從哪里來？

大河報 2019-10-18 09:19 大河客戶端記者 張叢博

盛行于商代的甲骨文，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按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在“相當成熟”之前，起碼還應有一個比它更早的“初步成熟”的發展階段。

殷商甲骨文已經是比較完整的文字體系，具備了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漢字之“六書”(象形、會意、指事、形聲、假借、轉注)原則均有體現。顯然，甲骨文不可熊是商代后期突然出現的，在它的前面必然還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關于殷商甲骨文橫空出世的猜想，只能說是腦洞大開。但消除這個疑問，還要依靠嚴謹的考古學。

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鄭州二里崗發掘出土了兩片刻著文字的字骨。其中一片牛肋骨引人注目，骨的兩端殘缺，骨片“有十四處經過刻工，刻字較小屯甲骨文字稍淺而略粗”，表現出原始的契刻特點，被認為是發現最早的甲骨卜辭。

對于鄭州商城有無帶字的文物出土，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對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說：“鄭州商代遺址二里崗文化時期已經發現了文字，而且是比較成熟的文字。年代明顯早于安陽殷墟的甲骨文，是用毛筆蘸朱砂寫在陶器上的文字，目前這種朱書文字發現有20多個”。

顧萬發的觀點正是來源于鄭州小雙橋商代遺址等重要考古發現。在鄭州西北郊小雙橋遺址出土的陶器中，以書寫有朱書文字的陶缸最具代表性。這種用朱砂作顏料書寫的文字數量雖然不多，但多數文字保存完好，字跡較清晰。

主持過鄭州小雙橋遺址考古發掘項目的宋國定教授認為，在陶器上書寫所用的顏料使用了朱砂并可能摻入了粘合劑，質量較高，同時從流暢的線條、優美的字體結構，可以看出當時的文字的使用已經比較成熟。

他說：“從字形、筆畫、結構及表現手法分析，朱書文字是與甲骨文屬于同一系統的商代文字，盡管象形文字較多，但與殷墟甲骨文存在著明顯的承襲關系。同時，小雙橋朱書文字還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以單體字為主，少見多字組合而成的詞組或句子。由于這種缸類陶禮器僅發現于祭祀區的地層和遺跡中，也說明這種現象尚未推行到民間。”

依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測年數據，鄭州小雙橋遺址的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1435年-前1412年。而安陽殷墟的時間跨度，大致為自公元前1319年第20代商王盤庚遷都至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國。文字的成熟程度與年代的先后之間顯然存在著某種關聯。

二里頭文化或夏代有沒有文字?這是學術界探討已久的問題。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即認為，我國在夏代初年就有文字了。參與和主持過二里頭遺址發掘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杜金鵬，根據目前的資料，認為二里頭文化時期已經有了表達一定思想意識的語言符號，可以稱之為“原始文字”。

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發現過許多“刻畫符號”，這些符號，一般見于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口沿上，系陶器燒成后在使用的時候，用銳器刻成的。在許多器物上，反復刻畫的刀痕非常清楚。

在杜金鵬看來，說它們是裝飾性的符號，顯然不妥。考慮到這些符號所在的器物種類與位置，推測其中有的符號是用來做標記，大概這些陶器常在公共場合使用，做了標記可互相區分。但是，這些符號中有的確實應該就是早期文字，分別表述數字、植物、器具、自然景象。一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字。

而在陜西商縣紫荊遺址，所出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器上，也發現了陶文，說明當時的文字也在較大的范圍內通行。

那為何二里頭文化，至今尚未發現可以確認的成篇文字?杜金鵬揣測其緣由，一是當時能認識、掌握文字的人很少，王室典冊又埋藏在特定地點，很難發現;二是受文字載體質料及埋藏環境的限制。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文字載體和書寫工具。如果你來到安陽殷墟博物館，或許會對一件特別的文物產生興趣：朱書玉戈。這是一件白色的兵戈形玉器，但上面竟然隱約可見幾個淡紅色的文字。根據專家的解讀，玉戈上的字表達的意思是，某人在兆地抓了一人，進而獻俘或獻器于上級。

不過，讓你興趣盎然的很可能不是文字的內容，而是文字的載體和書寫的工具。因為講解員的一席話，可能會打破了你的固有認知：這件文物說明，商代文字已經非常成熟，甲骨文并不是商代文字的全部，當時社會生活中，人們在其他場合使用文字比甲骨文要豐富得多。

玉戈上的字呈紅色，說明它是用筆蘸著朱砂，先寫上去然后再刻的，寫字的筆很有可能就是毛筆。

早在史前時期，從河南仰韶及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彩陶，上面的花紋、符號，都必須用軟的毛筆才能畫成。

《尚書·多士》載：“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古文字學家王蘊智舉例說，甲骨文中就有“典”和“冊”字，是簡牘的象形，如串起來的竹簡，“在殷墟時應該也有寫在竹簡上，但由于竹簡竹木容易腐爛，年代久遠保存困難，所以不容易有實物發現，而寫在甲骨上的保留了下來”。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先生還把甲骨文看做當時的一種比較特殊的俗體字，也就是日常使用的簡便字體。

來，不妨從距今七千多年前的賈湖刻符開始一番回顧梳理——

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裴李崗文化龜甲上，發現有契刻的“符號”。

仰韶文化陶器上有多種“符號”，它們都可看做是文字起源的兆頭。

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多種“符號”，有人說是“族徽”或“神徽”，也有人認為即是文字。

山東鄒平丁公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陶片上，發現刻有排列有序的11個文字。

山西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陶寺文化晚期陶壺上，一個有朱書的“文”字，從字體結構上看與甲骨文幾無別差。

登封王城崗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晚期陶片上，發現一個刻上去的字，有學者釋讀為“共”。

浙江平湖莊橋墳良渚文化遺址，發現的原始刻畫符號，被古文字研究專家認為是一種原始文字。

17、

商朝人用什么寫字？甲骨文先書后刻，商代已經用筆寫字了

書房記2020-08-26 06:20 文/郭峰（書房記專欄作家）

在殷墟發現的甲骨上，還有少數用朱砂寫成但還未刻的文字。這也說明，有一些甲骨文是用毛筆先寫再用青銅刀或者玉石刀刻上去的（刻刀在安陽都有出土實物）。

4300年前的神木石峁古城，發現了我國最早的彩繪壁畫，就是用毛筆畫的。

至于“刀筆吏”，那刀不是刻字的，是削，寫錯了削掉重寫，相當于橡皮。

因為文字的發明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絕不是倉頡老人家坐在家里，一個字一個字創造的。而甲骨文是比較成熟的文字，短期內不可能形成如此完備的文字體系，一定有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也許上千年。

有人說，你說的不對，滿文就是短期內創造的。

滿文借鑒蒙古文，蒙古文借鑒回鶻文，回鶻文借鑒粟特文，粟特文字母又起源自敘利亞字母，敘利亞字母又源自阿拉米字母，阿拉米字母很古老，是從腓尼基字母分化出來的，腓尼基字母主要是依據古埃及的圖畫文字制定的。你看看，創造個文字容易嗎？延綿了幾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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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136-姓馬的人那么多

作者：那日蘇

校稿：辜漢膺 / 編輯：撲棱蛾

剛剛，公安部戶政管理研究中心發布了《二〇二一年全國姓名報告》。

《二〇二一年全國姓名報告》發布

（https://www.mps.gov.cn/n2253534/n2253535/c8349222/content.html）▼

依托公安部人口信息管理系統，研究中心分析了新生兒姓名用字趨勢、常見姓氏、常見人名及地理分布趨勢。

從2018年開始，公安部每年都會發布這樣一份報告，從中可以查到許多中國人姓名相關的信息。

康康里面有沒有你的姓和名

（網址：同上）▼

其中提到了一個結論，馬姓人口分布最多的省份是甘肅。除此之外，早在2019年的報告中，就已經顯示馬姓為青海、寧夏第一大姓。再追溯到2018年的統計數據，馬姓人數早已超過1900萬人。

依據最新數據顯示，中國有約6000種姓氏，其中人口最多的5個大姓占到了中國總人口的30.8%。其中，“王”排名第一，穩坐中國第一大姓。

就是那個曾與司馬家共天下的王氏

就是那個出過書圣和9位皇后的王氏

（東晉第一高門，圖：圖蟲創意）▼

在這些排名靠前的大姓氏中，人口排在中國第13位的馬姓顯得非常特殊。因為相比王、李、張、劉這些歷史久遠的姓氏，馬姓出現相對較晚，在歷史上也沒形成現象級的世家大族。

按人數排名的百家姓，馬排第13位▼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出現較晚，也沒有形成世家，馬姓人口為什么還這么多呢？

嬴姓？趙姓？

馬姓人口龐大之謎，要從姓氏源流開始說起。

現代人說一個人的“姓氏名字”，無非就是他的姓和名。但在古時，這四個字分別代表四個意思。名和字的區別，現代人應該不陌生，直到二十世紀前半段，仍然會有舊知識分子家庭給孩子取字。

就像郭德綱說的：姓張名飛字翼德

姓岳名飛字鵬舉，姓于名謙字麒麟

（作業帶了沒？圖：圖蟲創意）▼

而姓和氏之間的區別，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就慢慢混淆了，這個過程被稱為“姓氏合流”。

學界一般認為，姓的出現早于氏，是母系社會的遺留。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中國最早出現的上古八姓，結構里都有一個“女”字。就是說，姓的出現，最早是用來界定母系血緣的。

女媧、西王母，這些神話中的女神

某種程度上是遠古母系社會的遺留

（人文初祖，圖：圖蟲創意）▼

后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規模更大的氏族部落，女性的主導地位逐漸被男性取代。這時候與父系社會關系密切的“氏”，就出現了。

關于中國早期父系社會姓和氏的用法，有很多種說法。其中有兩種比較有代表性，第一種是：當孩子出生以后，姓確定其血統，氏確定其歸屬的部落或國家。第二種是：男子冠氏，女子冠姓。

它就是個符號，示意一個人來自哪個部落或氏族

（你是哪個屯的？圖：圖蟲創意）▼

至于哪種是對的，其實可能都對。古代交通不便，部落氏族眾多，即使在中原腹地，相互之間差異都很大。直到周朝人在《禮經》中規定，姓用來“別婚姻”，氏用來“別貴賤”之后，才有了個統一的說法。

《禮經》記載了不少禮儀制度和標準

經由孔子闡發，成為后世的行為規范準則

（孔老師的輔導班，圖：圖蟲創意）▼

如今，中國大部分的姓氏都由上古八姓發展而來，馬姓也不例外。

嬴姓始祖皋陶的后裔在西周時被分封于秦、趙等國，就出現了嬴姓秦氏和嬴姓趙氏等支脈。趙國大將趙奢被趙惠文王封于馬服這個地方，他的后代便以“馬服”為氏，后來又改成單字“馬”。這就是馬姓的由來。

都知道趙奢這人，但他兒子大家肯定更熟

就是紙上談兵，在長平被白起暴揍的趙括

（虎父犬子，圖：圖蟲創意）▼

秦國早就廢除了貴族世卿世祿制度，待到其一統六國后，原來六國的貴族也失去了顯貴地位。據《通志·氏族略》記載：“秦滅六國，子孫皆為民庶，或以國為姓，或以姓為氏，或以氏為氏”。

縱觀歷史，沒有一個王朝能像秦這般奇特

如此短暫，卻又在方方面面產生深遠影響

（百代都行秦政法，圖：shutterstock）▼

這樣一來，氏的“別貴賤”功能完全喪失。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混亂之后，單獨的氏和姓都消失了，只剩下界定父系血緣的姓氏。

而馬這個姓氏，被趙奢的后人所保留并發揚光大，成為了由嬴姓衍生出的“嬴姓十四氏”之一。

云臺列像，銅柱標功

秦朝時的姓氏合流，使社會上出現了大量姓氏。然而這些姓氏大都消亡于兩漢時期，即便有幸留存下來的，也有可能在后來的亂世中因人口基數不足、戰亂仇殺等原因消亡。

逃過秦末漢末，還是逃不過之后的衣冠南渡

他們懷念故國，把江叫晉江，把橋叫洛陽橋

（橫屏，圖：圖蟲創意）▼

馬姓在早期發展過程中，也遭遇了很多波折。秦滅趙之后，趙奢的后人大部分被強制遷到了秦地，主要在今天的陜西省寶雞和咸陽一帶。

漢朝時，位于今寶雞的扶風地區發生了一些故事。這個扶風，后來就成為馬姓最大的郡望。而那些沒被強制遷移的馬姓人，大多離開了趙國故地，一支遷于河東（今山西省運城、臨汾一帶），另一支遷居河南南陽。

無論走到哪，不忘祖先來時路（圖：圖蟲創意）▼

馬姓之所以能留存下來并發展壯大，與漢朝時馬姓軍事將領有很大關系。扶風馬氏里邊，最早出人頭地的是馬通。而馬通的發跡，要從一起千古少有的宮廷斗爭說起。

公元前91年，漢武帝察覺有人用巫蠱之術詛咒他，隨即下令徹查。執行官員借此機會報復私怨，或為洗脫嫌疑胡亂指認，牽連數萬人。而太子劉據，也在這個時候被誣謀反。

漢武晚年多病多疑，一點就炸（圖：圖蟲創意）▼

在這起宮廷斗爭中，馬通因為平定太子“謀反”有功，升官封侯。次年，馬通參與了漢匈之戰，立下戰功。

后來，巫蠱之禍被翻案，太子劉據被發現是冤死。一時間，許多在宮斗中春風得意的“功臣”紛紛被追責。馬通的兩個兄弟在惶恐中選擇入宮刺殺漢武帝，未能成功，馬通也因此受到株連，一同被處決。

漢武帝在歷史上，是爭議性很大的人物

（何計身后評，圖：圖蟲創意）▼

馬通被殺后，對他們家族的追查也就到此為止了。等事情過去，他留下的軍功和爵位仍然讓他這一族完成了階級躍升。他的子嗣在漢宣帝時入朝為官，馬氏家族得以延續。

盡管如此，馬氏仍然沒有什么機會發揚光大。直到兩漢之交，舊有的社會秩序被打破，劉秀借助地主豪強勢力繼承大統，馬氏才迎來了高光時刻。

劉秀擅于馭人，因此贏得竇融、馬援的歸心

他能奪取天下，跟地方豪族武裝的支持有關

（東漢合伙人，圖：圖蟲創意）▼

東漢開國將領中，姓馬的就有三個。分別是位列云臺二十八將的馬武、馬成，以及馬通的曾孫伏波將軍馬援。“伏波”為降伏波濤之意。

其中馬武和馬成都為南陽馬氏，馬援則是扶風馬氏。三馬為東漢王朝南征北討、開疆拓土的同時，也把馬這個姓氏傳播開來。

后來，有個鞋販子招南陽農民和馬援后人入伙

他們一起創業，最后愣是把公司搞上市了

（你懂的，圖：圖蟲創意）▼

據《后漢書》記載，馬武被封郇侯，封地范圍大概在今天山西省西南部，其妻兒也就留守在這里。而馬武本人因為違反軍紀，被留在都城洛陽。

至于馬成，他曾率軍攻打今湖北湖南一帶的五溪蠻，其后代被先后封為棘陵侯、益陽亭侯。湖南、湖北的馬氏很大一部分可能就出自于他。

反觀馬援，雖未躋身云臺二十八將，但他卻是馬氏中的影響力最廣的人物之一。

馬援一生戰功赫赫，定隴西、破烏桓、平嶺南，一路打到了交趾，至今仍在越南歷史教材中留有姓名。但馬援一族的顯赫，遠不止于此。

平生慷慨班都護；萬里間關馬伏波

班超和馬援，成為開拓進取的象征

（西秦戲《馬援》，圖：圖蟲創意）▼

漢明帝立馬援之女為皇后，讓扶風馬氏一躍成為外戚家族。東漢初年，皇室對于外戚態度較為謹慎，扶風馬氏并沒有得到太多政治上的機會，但馬援后人秉持了嚴謹的家風。像東漢經學家馬融、三國時期蜀漢將領馬超，都是馬援的后人。

馬超老哥名氣太大，以至隔壁鄰居都如雷貫耳

（割須棄袍名場面，右滑）▼

扶風馬氏作為馬姓大宗，一直在關中地區發展旺盛。唐朝時，扶風馬氏還有人被派到嶺南為官，繼先祖馬伏波未竟的事業，也把馬氏一族的血脈擴散到兩廣地區。

后來，人們感念馬援功績，建了不少祭祀他的廟宇。現在的兩廣和海南，還保留著伏波信仰，依然能見到伏波廟。

馬援南征，劉禹錫作詩紀念，黃庭堅揮毫寫就

無形中，中國歷史就這樣串聯起來，傳承有序

（《經伏波神祠詩卷》，圖：wiki）▼

匯流

馬姓在發展過程中，除了趙奢的直系后裔之外，外姓、少數民族改姓，也是馬姓今日1900余萬人口的重要來源。

兩晉時期，司馬家族非常繁盛。當時大家都說“王與馬，共天下”，但這個“馬”，說的不是馬氏，而是司馬氏。

什么王不王，馬不馬的，你的就是我的

沒了門閥世家的支持，你司馬家玩得轉？

（清談誤事，圖：圖蟲創意）▼

公元420年，權臣劉裕廢掉晉恭帝，建立劉宋。司馬家的輝煌歷史成為過去，在南北朝的紛亂中，還要躲避隨時可能來臨的清算。

于是，很多姓司馬的晉朝宗室，將姓氏改為了“司”、“馬”、“同”、“仝”等，以此避禍。

劉裕英雄一世，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但他在權力游戲中起了壞頭——殺前朝末帝

（魏晉具裝鐵騎，圖：壹圖網）▼

今天，馬姓在我國青海、寧夏兩個省級行政區都為第一大姓。主要原因是當地回族人民中，馬姓比例頗高。

回族形成于元代。元朝疆域廣闊，為各地人民交流提供了便利。許多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來到了中原，他們與當地漢蒙等民族相互融合，被稱為“回回人”，也就是今天回族的前身。

回族老人（圖：shutterstock）▼

為了適應新的生活，元代回回人接觸到漢族的姓氏文化。到明朝時期，明廷禁用胡名、胡服、胡語的政策，加速了回族單字姓氏出現的進程。

明朝開國名將，猛男常遇春就戴游牧耳環

（正是在下！圖：壹圖網）▼

回族改姓最多的就是馬姓，而回族馬姓又出自多個源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來自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

元朝時，穆罕默德被翻譯為馬哈麻、摩訶末，而艾哈邁德則為翻譯成阿合馬。穆斯林多以先知的名字命名，于是很多名字或父稱叫馬哈麻或阿合馬的，都簡化為馬。

任何外來事物進入中國，最后都要本土化

只有這樣，才能夠在這片土地上流傳興盛

（西安大清真寺，圖：圖蟲創意）▼

其實在阿拉伯語、波斯語當中，以ma、mu開頭的名字有很多。馬速太法、馬哈辛、馬哈伊底尼等都為元代回回人常見姓名，元明之際都被簡化為馬姓。

此外，元代詩人馬易之出身突厥葛邏祿部，因為葛邏祿有“馬”的意思，所以自改姓氏為馬。元代政治家、文學家馬祖常，先祖是基督徒，因為在金朝做了兵馬判官，遂以官職為姓，其后代也都姓馬。

常遇春戴游牧耳環，馬易之用漢姓

文化融合，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

（如同絲路往來，圖：圖蟲創意）▼

有明一代，許多留在長城以南的蒙古族，大多都從漢俗、改漢姓。清朝后期，蒙古諸部在清廷的主持下，經歷了大規模改漢姓的過程，其中許多部落名近似馬的，也都改成了馬。

這種大規模改姓的情況到民國初年再次出現，滿族八大姓之一的馬佳氏，大多簡化為馬，成為形成當代馬姓最后一塊拼圖。

這時，不少前清宗室也都改了姓

比如：金、艾、羅、肇、趙、洪

（民國年間，圖：壹圖網）▼

在宗族觀念強大的古代社會，血緣是區分親疏遠近最直接的方式。通過一個可以追根溯源的姓氏，可以迅速找到父系親屬并結成利益共同體，來抵御各種外部風險。

血緣相近的人以姓氏為符號，確認彼此身份

以共同先祖為紐帶，凝聚成叫做宗族的群體

（同姓宗親，圖：shutterstock）▼

而今天，隨著歷史的發展，大多數姓氏都有著多民族、多源流的特征，早已經沒有了區別血緣的可能性，“同姓不婚”也成為了過去式。

但姓氏文化，依然具有其價值。每個姓氏，都有一些耳熟能詳的名字；每個名字背后，都能反映出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歷史變遷。

這些名字串起古今多少事，讓人想起那首歌：

歲月啊，你帶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歷史記憶，圖：圖蟲創意）▼

參考文獻：

1.《后漢書·馬成傳》

2.《后漢書·馬武傳》

3.《回族姓氏與伊斯蘭教的關系》，沈遐熙

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A7%93

*本文內容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識局立場

封面：《王者榮耀》-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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