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標準鍵盤廣泛使用之前，中文鍵盤曾有過各種巧妙而奇特的設計。

在華盛頓與李大學，一名來自中國臺灣的年輕學子坐在臺下全神貫注地聽著講座，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正在演講，題為《從歷史的角度看不斷變化的世界》（A World in Light of History）。這場講座涉及了湯因比教授最喜歡的研究領域：人類文明的起源、成長、衰亡和崩解，他的巨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也深入探討了這些問題。今晚的講座把焦點投向了中國。

中國是湯因比研究的一個特例，她與埃及一樣古老，其文明歷經時間的洗禮流傳下來。他認為，中國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下來，秘訣在于以漢字為基礎的中國文字。作為一種統一手段，它為中華文明設置了“防護欄”，阻止了各種“離心力”撕裂這個偉大而多樣化的文明。

這位聽取湯因比講座的學子名叫葉晨暉（Chan-hui Yeh，音 ），是附近弗吉尼亞軍事學院電氣工程專業的學生。聽湯因比講座的那個晚上永遠地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也改變了中文計算的發展軌跡，引發了后續一系列事件，推動了中文IT公司的成立。在湯因比講座結束14年后，葉晨暉創辦了，它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家成功的中文IT 公司。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文計算經歷了多次巨變。勇于接受中文計算挑戰的挑戰者也不再局限于小規模實驗室和個人發明家，而是擴展至亞洲、美國和歐洲的工程師、語言學家和企業家，也席卷了葉晨暉的第二故鄉硅谷。

中文計算機的設計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那個年代涌現的各種競爭性設計都沒有采用標準鍵盤。相反，最成功和最著名的系統之一（由葉晨暉設計的IPX）使用了一個擁有120級“切換”的界面，把近2萬個漢字和其他符號塞進了一個僅比標準鍵盤界面略大的空間中。其他系統的鍵盤有256到2000個鍵。還有一些人完全放棄了鍵盤，使用了手寫筆和觸摸板，或者在旋轉的圓柱形界面上纏繞了一個漢字網格。好像除了標準鍵盤，所有能想到的界面都被探索過了。

IPX：葉晨暉的120維超切換中文鍵盤

1960年，葉晨暉從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畢業，獲得了電氣工程學士學位。之后，他去康奈爾大學繼續深造，于1963年獲得核工程碩士學位，1965年獲得電子工程博士學位。然后，他加入了IBM，但并未從事中文文本技術的開發，而是利用他在自動化控制方面的背景，幫助造紙廠、石化煉油廠、鋼鐵廠和糖廠等大型制造廠進行計算仿真開發。他被派駐到了IBM在加州圣何塞相對較新的辦公室。

不過，湯因比的講座在葉晨暉腦中揮之不去。在IBM工作期間，他利用業余時間研究了漢字的電子處理。他確信中文的數字化一定是可實現的，中文書寫可以進入計算機時代。他的這份信念非常強大，因而他最終辭去了在IBM的高薪工作，試圖通過計算的力量維護漢字的影響力。

葉晨暉從最復雜的漢字開始，并在此基礎上反向研究。他特別關注鷹的繁體字“鷹”，這個復雜的漢字有24筆。他推斷，如果能為這么復雜的漢字確定一個合適的數據結構，那就離成功不遠了。通過仔細分析，他確定，由24個垂直點和20個水平點組成的位圖可以達到這一效果，該位圖占用60字節的內存（不包括元數據）。1968年，葉晨暉信心滿滿地邁出了一大步，為他的項目申請了專利，綽號“鐵鷹”。4年后，葉晨暉在加州森尼韋爾成立了公司。

IPX是的旗艦產品，這是一種基于多個子系統的復雜編排而搭建的中文計算打字和傳輸系統。

IPX系統的驚人之處在于它的鍵盤子系統，雖然鍵盤尺寸不大，僅寬59厘米、深37厘米、高11厘米，但理論上操作員最多可以輸入1.92萬個漢字。為了實現這一非凡的壯舉，葉晨暉和他的同事們決定不僅僅將鍵盤視為電子外設，而是將其視為一臺完全獨立的計算機，一臺與傳統的標準鍵盤式設備完全不同、由微處理器控制的“智能終端”。

操作員坐在IPX界面前可俯視以16×10網格排列的160個按鍵。每個按鍵包含的不是一個漢字，而是一組以3×5微型陣列排列的15個漢字。這160個按鍵和每個按鍵上的15個漢字共計可以組合打出2400個漢字。

與印有字母和數字的標準鍵盤不同，IPX鍵盤上并沒有印漢字。這160個按鍵本身是空白的。相反，這2400個漢字印在了層壓紙上，并制成了一本螺旋裝訂的小冊子，操作員可將它平放在IPX界面上。IPX按鍵不是標準鍵盤設備上的那種按鈕，而是壓敏墊。操作員通過按壓螺旋裝訂的小冊子來按下其正下方的鍵盤。

要找到第2401至第19200個漢字，操作員只需將螺旋裝訂的小冊子翻到包含所需字符的那一頁。每本小冊子最多有8頁，每頁有2400個漢字，因此符號總數可能接近2萬個。

在其問世后的前7年里，IPX的使用僅限于軍方。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使用的排他性有所放松，葉晨暉開始在私營和公共部門尋找客戶。他的第一批重要的非軍方客戶包括電信管理局和稅務局。IPX幫助前者處理和傳輸了數百萬份電話賬單，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幫后者制作了納稅申報文件。但是，IPX并不是唯一的選擇。

中國的“中型”鍵盤

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在大型計算機領域的發展遠比外界了解的要先進。1972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訪華幾個月后，一支由美國著名計算機科學家組成的代表團訪問了中國。他們參觀了中國當時主要的計算機科學中心，了解了中國計算機科學家在中美關系疏遠多年期間取得的進展后，代表團大為驚訝。

不過，代表團未能親眼見到漢字的計算處理這一關鍵的計算領域。直到1974年10月，中國的工程師才開始認真研究這個問題。隨后在1975年，新成立的北京大學漢字信息處理技術研究室開始著手打造“漢字信息處理和輸入系統”以及“漢字鍵盤”。

該團隊評估了10多個中文鍵盤設計提案。這些設計可分為三大類：大鍵盤法，每個常用字符對應一個按鍵；小鍵盤法，如標準鍵盤式；以及試圖在這兩極之間開辟一條道路的中型鍵盤法。

該團隊對標準鍵盤式的小鍵盤提出了兩大批評意見。首先，其按鍵太少，這意味著許多漢字被分配了相同的輸入序列。其次，標準鍵盤在充分利用按鍵潛力方面表現不佳。大多數情況下，標準鍵盤上的每個鍵都只分配了兩個符號，其中一個需要操作員按住“shift”鍵才能訪問。他們認為，更好的方法是“一鍵多用”，即為每個按鍵分配更多的符號以便充分利用界面空間。

該團隊還研究了大鍵盤法，將2000個甚至更多常用漢字分配到桌面大小的界面上。中國各地有多個團隊致力于研究各種版本的大鍵盤。然而，北京大學團隊認為大鍵盤過于龐大和笨重。他們的目標是發揮每個按鍵的最大潛能，同時保持最少的按鍵數量。

經過多年研究，北京大學團隊最終確定了一個256鍵鍵盤，其中29個鍵用于實現換行和空格等各種功能，其余227個鍵用于文本輸入。每次擊鍵會產生一個8位代碼，存儲在穿孔紙帶上（因此才選擇了256個鍵，即28個鍵）。然后，這些8位代碼會被翻譯成14位內部代碼，計算機會用它來檢索所需的字符。

為單個按鍵分配多個字符的設計讓人想起了的IPX機器。但是二者有一點不同。北京大學團隊為每個鍵分配的不只是獨立完整的漢字，而是既有漢字也有漢字的構字部件。具體來說，每個鍵最多可以與4個符號相關聯，這些符號可分為3類：

完整的漢字（每鍵不超過兩個）；

部分漢字構字部件（每鍵不超過3個）；

大寫符號，用于切換其他語言（每鍵1個）。

該鍵盤總共包含423個完整漢字和264個構字部件。在鍵盤上排列這264個漢字部件時，該團隊發現了一種優雅而巧妙的方法來幫助操作員記住每個字符的位置，即將鍵盤視為一個漢字。該團隊將這264個漢字部件按照它們通常在漢字中出現的位置分別放置在了鍵盤上的對應區域。

最終，北京大學設計的鍵盤能夠輸入7282個漢字，該團隊估計可涵蓋日常生活中遇到的90%以上的漢字。在這個字符集中，423個最常見的漢字可以通過1次擊鍵完成；2930個漢字可以通過2次擊鍵完成；另外3106個漢字可以通過3次擊鍵完成；剩下的823個漢字需要4到5次擊鍵。

北京大學團隊的鍵盤只是那個時代眾多中等尺寸設計中的一種。IBM開發了用于中文和日文的256鍵鍵盤。這款20世紀70年代的鍵盤設計讓人想起了IPX系統，它包括一個12位小鍵盤，每個按鍵配備了12個完整漢字，操作員可以在這些漢字之間“切換”（合計3072個漢字）。1980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樂秀章發明了“樂氏鍵盤”，這款鍵盤也有256個鍵。

不過，英國設計的中文鍵盤也許是那個時代最奇怪的。

圓柱形中文鍵盤

1976年的一個冬日，英國劍橋的一個小男孩在尋找他心愛的麥卡諾玩具套裝。作為美國建筑玩具套裝的前身，這款廣受歡迎的英國玩具可讓有抱負的工程師進行數小時的模塊搭建。安德魯最近玩過齒輪、車軸和金屬板，但是今天到處都找不到它們。

他走進廚房，當場抓住了“小偷”——他的父親，劍橋大學研究員羅伯特?斯洛斯（Robert Sloss）。連續三天三夜，斯洛斯霸占著兒子的玩具，全神貫注于創造一個奇特的圓柱形旋轉裝置。這個裝置吸引了小男孩的注意，后來還吸引了《電訊先驅報》的注意，報社派了一名記者前去報道。最終，它吸引了英國電信巨頭大東電報公司的注意并獲得了資金支持。

斯洛斯正在制造一臺中文計算機。

1927年，斯洛斯在蘇格蘭出生。他加入了英國海軍，并接受了一系列智力測試，測試結果顯示他有學習外語的天賦。1946年和1947年，他被派駐中國香港。斯洛斯加入了公務員隊伍，成為了一名教師，后來又加入英國空軍成為了一名士官。憑借教學經驗、語言天賦和亞洲工作背景，斯洛斯受邀到劍橋大學教授中文，并于1972年被任命為講師。

在劍橋，斯洛斯遇到了彼得?南卡羅（Peter ）。南卡羅比斯洛斯小12歲，曾接受物理專業的學習，但后來找了一份專利代理的工作。在與斯洛斯合作打造一臺漢英自動翻譯機之前，作為“業余愛好”，這位留著大胡子的38歲男子自學了挪威語和俄語。

他們很快發現，漢字輸入的問題阻礙了他們的翻譯機設計，要如何將手寫的漢字、定義和句法數據輸入計算機？

在接下來的兩年里，斯洛斯和南卡羅投入到了中文計算機界面的設計工作中。正是這項工作促使了斯洛斯去“偷”兒子的麥卡諾玩具。斯洛斯很快取得了成果，他打造了一個工作原型，兩人稱之為“將漢字編碼成機器兼容形式的二進制信號發生器”，它也被稱為Ideo-Matic編碼器和Ideo-Matic 66（以機器的66×66字符網格命名）。

該機器網格中的每個單元格都被分配了一個與X列和Y行值相對應的二進制代碼。在總空間中，每個單元格為7平方毫米，在這4356個單元格中有3500個專用于漢字，其余的被分配給了日語音節或留白。

不過，網格并不是斯洛斯和南卡羅界面的顯著特征。二人沒有將4356個單元格排列在一個矩形界面上，而是決定將網格纏繞在一個旋轉的圓柱形結構上。打字員可一只手旋轉圓柱形網格，另一只手左右移動光標來指示4356個單元格中的一個。按下按鈕會產生一個與所選漢字或其他符號相對應的二進制信號。

20世紀70年代末，Ideo-Matic編碼器制造完成并交付給了大東電報公司。這臺重7公斤、寬68厘米、深57厘米、高23厘米的機器引起了業界和媒體的關注。大東電報公司購買了這臺機器的版權，希望能面向東亞市場大規模生產。

標準鍵盤的回歸

無論是IPX、Ideo-Matic 66、北京大學的中型鍵盤，還是本文討論的所有其他定制設備，很快都走向了被遺忘這一完全相同的命運。那是劇變的時代。定制設計中文文本處理系統的時代即將結束。一個各大公司、企業家和發明家都沒有準備好的新時代正在形成。這個新時代有許多名字：軟件革命、個人計算機革命，以及不太樂觀的稱呼——硬件的消亡。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文定制界面逐漸從市場上和實驗室中消失，被一波又一波沖擊著中文市場、由西方制造的個人計算機取代。隨著這些計算機的出現，標準鍵盤在中文輸入領域重新流行，就像今天中文計算機用戶使用的系統一樣，它通過軟件層將拉丁字母轉換成漢字。這種由輸入法編輯器或輸入法編輯器促成的打字轉換并沒有像歷史學家湯因比預測的那樣導致中華文明的衰落。不過，它確實從根本上改變了中文使用者與數字世界以及自己語言的互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