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文字體與西文字體最顯著的差別之一即為字體數量的懸殊，與字體接觸最多的平面設計師對此最有體會。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差異？本文從技術、經濟、文化三個層面對此進行探討。概而論之，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漢字數量的巨大以及結構的復雜性。由此所導致的經濟上的考量則成為制約其發展的最直接原因。從更加宏觀的文化角度來看，中西方審美差異、創作目的、文明特性都構成了其間接的原因。在全球化的當下，隨著漢字文化圈影響力的擴大和新興技術的出現，人們逐漸看到了這種數量上的劣勢得以扭轉的希望。

關鍵詞：字體字體數量有限選擇漢字文化

文字是人類創造的一種技術，其存在的目的是保存信息以便再度使用,本質則是一種符號，一種裝載信息的符號，而字體則是這種符號的表現形式。文字承載的信息具有唯一性，而裝載這些信息的容器——字體，則不具有唯一性，甚至可以用千變萬化來形容。在視覺傳達設計領域，字體的設計是重要的分支，也是該專業課程學習的重要一環。在使用字體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拉丁字體的數量要遠多于中文字體。以方正字庫為例，截至本文完稿時，其提供下載使用的拉丁字體數量為12690款（含字重），中文字體為2523款（含字重）。再以開放版權的谷歌字體庫為例，拉丁字體有1459款，中文字體則僅有13款。同樣是開放版權的阿里媽媽字體庫，可供使用的中文字體也僅有14款。若以涵蓋全球多種語言超15萬款字體的蒙納字庫為考察對象，其拉丁字體的保有量則更為驚人。進一步來看，就一種字體而言，其字重的多少也體現了漢字與拉丁字母之間的巨大差異。對于一款成熟的英文字體來說，用戶的字重選擇往往非常豐富。以蒙納旗下出品的Neue 為例，不同粗細、不同寬度、傾斜與否等屬性組合而成的字重共有59種，而對于中文字體而言，通常只具備粗與細兩種字重選擇，甚至大多數字體沒有選擇的余地。

作為一名視覺傳達設計的從業者、一名字體設計的教育者，對這種現象存在的疑問早已有之。不同文字形態的字體數量之間如此強烈的對比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本文試從技術、經濟、文化三方面入手，由表及里地探討這種現象出現的可能原因。

一、表層的技術原因

拉丁字體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很多人會把這種現象首先歸結于拉丁字母的數量及其簡單的外形。的確，相較于動輒成千上萬的漢字數量來說，僅有26個字母的拉丁字母的確具有數量上的優勢。這種優勢得益于拼音文字的屬性、簡單的音節以及字母的復用性。此外，拉丁字母易于辨認的簡單造型也使其具備了先天的技術優勢。相較于中文字體，設計一套最基礎的拉丁字體僅需處理26個字母的大小寫、若干標點符號、10個數字，以及為適應不同拉丁語系國家實際需要的帶有附加符號的字母，因此字體文件往往很小。以Neue 為例，包含各種字重的字體安裝文件不超過3M字節，而包含所有字重的思源宋體安裝文件則達到了163M字節。

設計一款中文字體，其程序與西文字體設計相差無幾，都要經過立意與風格確定、創作文字手稿、掃描、數字化擬合、修字、質檢、整合成庫、測試等技術流程。這個流程中最為耗時的是創作手稿和修字兩個階段。按照GB/T2312—1980的國標要求，漢字基礎字庫收錄的漢字數量為6763個常用字和682個字符,這些漢字和字符需要由設計師逐個手寫，再經過數字化轉換后，由人工進一步精修——檢查字形輪廓是否光滑、結構是否合理、粗細是否均勻、灰度是否和諧、整體是否美觀，反復修改直至滿意。由于中文是表意文字，語音和語義情況非常復雜，6763個常用字只是滿足書面表達的最低標準，若加上非常用字、生僻字，一款涵蓋全面的漢字字體其字符數量往往要達到萬余個。在現代社會使用計算機輔助造字尚且如此煩瑣，中國古代使用傳統工藝造字的工作量更是可想而知。反觀泛拉丁字庫字體，通常只要滿足218個字符的標準即可。因此，字符數量上的優勢的確是導致中英文字體數量懸殊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就中文字體而言，單個漢字結構的復雜性也是導致其字體設計困難的重要原因。與拉丁字母等線形文字不同，漢字的書寫不是一維的，它是建立在米字格田字格基礎上的具有兩個維度的文字。筆畫的疏密、中宮的位置和收緊的程度、上下左右內外偏旁部首的比例大小等這些只有在兩個維度中才能體現的特征都會影響字體的觀感。如此一來，由于單字組成方式的不同，在視覺心理上會讓人產生漢字更復雜，字母文字更簡單的認知。漢字由基本筆畫組成偏旁部首，偏旁部首又組合成一個個的單字，在這一過程中，規律性的東西并不多見。區別于漢字，單詞這一西文最基本的表意單位，無論如何組合，始終都跳不出26個字母，且詞根詞綴的存在使不同單詞之間始終保留了某些相似性。因此，西文規律性的東西較多，在識別過程中視覺的負擔也較輕。再加上西文字母的線性特征使單詞的結構較為簡單和諧，對字母文字進行形態上的加工，即字體設計，就會顯得更加游刃有余。

相較于字母，漢字在發展演變過程中較多地保留了象形的意味，漢字傳遞的含義比字母豐富得多。在承載豐富的含義和鮮有規律性存在的限制下，漢字字體的重新創造具有較大的難度。這也導致了當我們作為母語者在使用中文時，不會對文字的形態做過多的思考，而是直達文字的字面含義。在這個前提下，對字形或字體做過多的更改和設計也就失去了實際的意義，甚至反而有可能會弄巧成拙，導致對文字識別產生副作用。但字母文字不同，對非母語者而言，面對單個的a、b、c時，它并不能傳達出具體的意義，只是一個抽象形態的字母。只有當它們以某種形式組合在一起時，意義才能夠產生。在這一點上，字母文字與漢字具有最根本的不同。但正是由于這種造型的簡單和抽象不帶有任何具體的含義，西文字母具有了改變其造型、設計其字體的可能性。因此，對于母語者來說，字母文字的識別是一種圖形識別。抽象簡單的字母，再加上大小寫的形態差異，使其基本的表意單位—單詞具有了獨一無二的圖形化特征。無論是母語者還是熟讀英文的非母語者，都可以根據單詞的形狀輪廓來識別。當這種輪廓特征匹配了使用者已知的某個單詞時，其含義也就被人所知曉（圖1）。就形式而言，字母文字是一維線性文字，漢字是二維面性文字。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同于字母文字的圖形識別，漢字的識別是一種意義識別。至少對于母語者來說即是如此。既然是圖形識別，當人們接觸到字母文字時，首先看到的是它的線條和形狀，并自然而然地產生好不好看的視覺聯想，從而將字母以及字母組成的單詞當作視覺元素與整個文字版面結合在一起。于是這也就為文字的造型——字體設計留下表現空間。

圖1 輪廓化處理的兩種文字

就此看來，數量的巨大、字符組合的復雜程度、文字識別的模式，都可以被認為是導致拉丁文字與漢字在字體數量上形成懸殊對比的重要原因。但這些原因僅僅是技術層面的，是最能為人所發現的。在此基礎上所產生的經濟原因也是導致漢字字體數量遠低于拉丁字體的重要因素。

二、中層的經濟考量

無論是在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各種成規模的設計和制造字體行為都和經濟活動緊密相關。與所有的經濟活動一樣，字體的設計和制造同樣必須考慮投入產出與回報。一款字體的設計和制造若費時費力，投入—產出—回報的周期又長，這項工作必然無法得到人們的青睞。而對于字體的使用者來說，若沒有建立起“字體消費”的概念，字體的發展必然會失去前進和創新的動力。這一特點在漢字字體設計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首先，對于消費者來說，“字體設計”的概念遠未建立，字體在普通民眾的認知中僅僅停留在“文字”的層面，甚至還有人認為只要把基本筆畫輸入計算機，各種各樣的字體就能夠源源不斷地生成。既然字體的設計如此簡單，那么各種字體的使用自然也就可以無所顧忌，拿來即用。此外，國內對字體個人使用和商業使用（個人商用和企業商用）的區別缺乏普遍性認知，字體版權意識不強。這種現象的存在使國內很多字體廠商“被迫”成為“維權企業”，即其無法單純地依靠字體設計獲得盈利，而需要其他業務甚至是通過字體維權所得來支撐。

其次，對于商家來說，片面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忽視字體設計也是導致漢字字體設計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商人逐利，至少對于大部分商人來說，不會為了經營活動中所使用的字體這一類“細枝末節”的問題而大費周章。只要能獲得利潤，字體的好壞無足輕重。如此一來，需求減退，漢字字體設計行業在根本上缺少了創新的動力，本就工作繁重的漢字設計陷入越來越無人問津的境地。

經濟驅動力的缺乏是造成中文字體設計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長久以來，漢字印刷體的形態主要表現為宋、楷、黑、仿四個大類。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在計算機及相應軟件的輔助下，漢字字體造型才有了較大的突破。但與拉丁字體的設計相比，漢字字體設計仍然處于較為弱勢的地位。這種弱勢地位的形成，主要還是前文所述的由數量和字形復雜程度所致。自中國古代刻書業興起，漢字的這一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廣大的字體應用主體—書商，產生了一種對于投入新字體的“惰性”，即產出與回報的目的一旦達到，也就沒有了進一步改進字體的必要。雖然北宋畢昇于慶歷年間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由于漢字的巨量以及彼時的活字排版印刷工序面對相對固定的文本內容不如雕版印刷來得方便快捷，中國社會直到清末仍然是以雕版印刷為主流。書商一旦要投入新的字體，就意味著整本書的全套書版必須重新雕刻。這在經濟上是極其不劃算的。因此，古代書商寧可通過直接買賣書版的形式來印行書籍，也不會將資金投入到增刻書版當中來，更不用說為了創造新的字體而重刻書版。例如，早在北宋元祐四年（1089），即有當時的官方機構杭州市易務與杭州州學之間進行書版買賣而獲利的記載。官方尚如此，民間亦如是，以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福建建陽書商余氏勤有堂和葉氏廣勤堂之間的書版交易最為典型。書商在購得原持有人的書版后，僅需挖去原有堂牌記，增刻現有堂牌記即可印行發售。更有一味追求經濟利益的書商，在書版業已破損的情況下，寧可繼續使用直至印刷字跡不可辨認，也不會重新投入資金去雕刻新版。因此，像19世紀的英國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為了出版一套書籍而專門設計制作一套字體的情形是不會在中國古代的書商中出現的。畢竟漢字字體的投入太大，成本太高，哪怕在古代刻書工匠的群體中，也存在著這種對于經濟性的考量。

中國古代的刻書工匠是在寫工的手稿基礎上刻字的，寫工都須以一種字體作為其書寫和刻制的藍本。自雕版印刷技術在唐代出現以來，印刷字體均以楷書作為主要的模仿對象。這既是由于楷書字形方正易于辨別，也與唐代楷書最為興盛的時代背景有關。楷書四大家歐、顏、柳、趙的前三家出現在唐代，楷書成為這一時期雕版刻字的首選字體也就不足為奇了。但畢竟是使用毛筆書寫的字體，楷書的筆畫輪廓以流暢曲線居多，若要在堅硬的木板上模仿其輪廓造型，在沒有現代技術輔助的古代并非易事。為了達到既保留楷書意趣，又能提高刻版效率的目的，現代宋體字的前身——匠體，在古代刻書工匠的手中誕生了。得名于工匠之名的匠體，將楷書曲線的筆畫輪廓適度改為了直線筆畫。例如，最難表現的點畫被簡化為了短橫或短豎，書法運筆中的轉折頓挫特征被處理為了三角形和斜切尖角等形式，甚至對于某些較為復雜的漢字，匠體字中還有大量各種形式的“簡化字”出現。工匠的這種處理方式，顯然是在對刻字的效率和書法意趣的保留之間進行權衡的結果。如此一來，盡管字體在藝術性方面已經比傳統手寫楷體大為降低，變得“非顏非歐，已不成字”,但提高刻版效率的目的已經達到。從經濟層面來說，生產目的一旦達到，進一步的改進已無必要。

匠體字的這種特性，使從事此項工作的門檻降低，普通人只要經過簡單的學習即可掌握。同時其模式化的制作方法使不同的工匠刻出的字體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造型風格的一致，大大增加了將一本書的各個部分交給多位工匠同時刻制的可操作性。于是一套書籍刻版的生產周期縮短了，資金投入相對就減少了，對于逐利的書商來說，這顯然是他們最樂于看到的結果。但這種結果也有其弊端，那就是當字體的制作被模式化標準化之后，其創新的動力也就隨之失去。畢竟匠體字的刻制已達到了多快好省的目的，大的改進已無必要，最大差別僅限于字體的精致程度。在這一點上，古代的官刻、私刻、坊刻書籍的字體質量有明顯的體現（圖2、圖3）。

圖2 《新刻全像水滸傳》明崇禎建陽本，匠體

圖3 《佩文齋書畫譜》康熙四十七年（1708）內府精刻本，楷體

畢竟對于這些經濟實力不一的刻書主體來說，他們對漢字字體演變的作用較小，其對于字體的選擇差異僅限于字體的精致程度，而非種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傳統社會中這種字體產生的模式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匠體字自從明代開始普及應用以來，直至清嘉慶后期，其字體的樣式仍然規范而穩定。在這五百余年的時間里，匠體字仍然保持了這種穩定的面貌，足以說明字體的“發展”帶有一種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極強的目的性。這種對待字體的意識慣性甚至從傳統社會一直延續到了現代社會。

綜上所述，中文字體數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龐大的數量和單字構成的復雜程度，由之所導致的經濟上的考量則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直接原因。但字體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的特殊性也是導致漢字字體數量少這一現狀的重要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文化的差異構成了中西方字體數量差異的最為深層的原因。

三、深層的文化動因

字體是文字的容器，文字是文明的載體，不同文明的獨特性通過方方面面的文化得以表現。比較中西文字體在數量上的差異，除了技術和經濟的原因之外，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是其產生的最深層次的原因。以下將其歸納為三個方面來進行討論。

（一）審美觀念導致的差異

中國人大都有用書法作品來裝飾生活起居和工作環境的習慣，在求得善書者的作品后，裝裱懸掛于廳堂之上，一旦有客來訪，賓客與主人唱和交流，或是稱贊書法的精妙，或是褒揚主人的精神品位。但這種情形無法套用在西方人的頭上。這是因為書寫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漢字文化圈是一種藝術，而在拉丁字母的文化圈則是一種技術，它們所承擔的文化使命是不同的。中國人寫漢字，能在字中融入自己的精神寄托和人生抱負。古代的習武之人甚至可以從書法的一筆一式中悟出功法的招式，反過來書法家也能從功法的招式中悟出書寫的形式。相傳唐代書法家張旭就從公孫大娘舞劍的動作中悟出了其落筆如走龍蛇的狂草風格。漢字書法經驗性的因素較多，在很大程度上重在“悟”，因此很難用一種定量的標準來衡量漢字的書寫。畢竟藝術是無法傳授的。但技術是可以學習的，技術依靠的是各種規范性的制約。規范性一旦掌握，技術的學習也就得以達成。

反觀拉丁字母的書寫，英文的“Callig raphy”最接近于中文“書法”的含義，但English 與Chinese 完全不同。以拉丁字母為代表的西文書法更加接近于“美術字”的概念，多有一些技術性的標準存在。如X字高與大寫字高的比例、上升與下降部的大小、斜體的傾角范圍，等等。當這種技術性的標準做到極致，就出現了如同17世紀的帝王羅馬體一樣，將方格劃分為64個單位網格，每個網格內再分出36個小格，每個字母的造型都嚴格限制在這2304個小格中進行設計的方法。由此，我們可以認為，西文的字體更加看重的是規范性。加之西文極其有限的字符數量，在一套規范的框架內，一套西文字體的產生相對容易。

如同字體的設計一樣，美術字也是在諸多規范性的制約下“繪寫”出來的，缺乏主觀性和獨創性，而這種主觀性和獨創性正好又是“書寫”的書法字所看重的。正是在善書者的筆下，這種主觀創造的靈活流動的生氣才能被創造出來。如《蘭亭集序》中二十種截然不同的“之”字的寫法，那才是真正的主觀獨創性（圖4）。

圖4 神龍本《蘭亭集序》中二十個“之”字的形態

與西方人的規范化所造就的審美觀不同，中國人對于文字的欣賞自古以來就有手寫至上的傳統。這也是當規范化的可批量制作的匠體出現時，文人士大夫對其嗤之以鼻的原因。畢竟出自匠人之手的印刷字體代表了一種“底層審美”，是工匠技術的體現，而技術在傳統中國社會是難登大雅之堂的。對于中國古代的文化和社會精英來說，最好的印本是最接近于手寫體的印本，而最接近于手寫體的印本，其印版的制作相比較字形簡化概括的匠體印版來說必定更加費時費力，其經濟成本必然也更加高昂。因此這一類印本民間往往承擔不起，它更多的是出現在官刻的書籍當中。

（二）創作目的導致的差異

中國古代過于奉手稿為圭臬，這種書法式的文字審美使潛在的字體創造者——書坊的寫工和刻工的寫刻行為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努力的“摹寫”，即寫工努力模仿書法大家的字體，而刻工又努力模仿刻工的字跡，由此一來，創造新字體的可能性更為渺茫。雖然在此過程中，書商出于對利益的追求“迫使”工匠提高效率，簡化書法的字形創造了匠體，匠體又經過不斷地改良形成了今日宋體字的基本模樣，但這種創造僅僅是一個孤例。除了匠體字，中國古代社會鮮有其他新的字體出現。從這個角度來說，漢字字體在很長時間里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出于一種創造性的需要，它不以創造多樣化、個性化為目的，而是服務于文本復制的目的。在這種海量而枯燥的復制過程中，雖然有時會為了提高效率而對字形稍加改進，但這種改進的目的亦不是表現為創造，而是在尋求一種文本復制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既保留了文化經典，又保存了書法的氣韻。這種保留與保存，在遠早于印刷出現的時代人們就用墨拓的形式表現出來了。

中國人有一種獨特的記錄文化的方法—拓印，即使用紙和墨，將金石表面的文字圖案復制下來的方法。在紙張出現之前，金石一類的硬質材料是文字呈現的載體。而在紙張出現之后，延請善刻之人將精美的書法鐫刻于石碑之上以求永存的傳統仍然保留。“拓時系蒙紙于碑上，故文字無翻置之病，行數氣韻，亦與原碑無異”,相較于印刷，拓印能更好地保留文字的氣韻。《后漢書·蔡邕列傳》更是有如下記載：

邕以經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貽誤后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飏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后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

蔡邕所書乃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典刻石——《熹平石經》，刻成后立于洛陽太學。刻碑以正文字引后儒晚學咸取正焉（包括石經拓印)的行為體現了傳統中國社會書寫和刻字的目的——保留經典，以正文字。同時，文字的形式——字體也被精準地保留了下來。漢字字體長久以來呈現出一種極其穩定的狀態，至少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就是如此。

（三）文明特性導致的差異

從客觀的層面來看，中西文字體的發展也和這兩種文字的使用主體的文明特性有很大關聯。由希臘字母所派生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在當今世界語言文字版圖上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在地域上，歐洲全境、整個南北美洲、大洋洲、南部非洲、小亞細亞、蒙古、東南亞島國，均為希臘字母及其派生系統的覆蓋區域，占據了全世界陸地面積的近3/4。而漢字文化圈所覆蓋的區域僅有1/8的面積不到。

拉丁字母文字經腓尼基—希臘字母發展而來，其原初的使用地域僅限于亞平寧半島及東地中海地區，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廣泛應用于近3/4的世界陸地面積。應用地域的廣泛性和地域的多樣性是文字多樣性產生的重要前提。無論是哥特體之于德國人，博多尼體之于意大利人，時報羅馬體之于英國人，還是赫爾維提加體之于瑞士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使用者都有其字體選擇的偏好。但不管怎樣，字母文字覆蓋的區域如此之廣是不爭的事實。對比其原初狹小的使用地域，可以發現，使用字母文字，尤其是拉丁字母的文明具有擴張性。相比之下，使用漢字的中華文明則不具有擴張性，這與中華文明的和平性一脈相承。

以文明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宗教為例，反觀這些使用拉丁字母、希臘字母、斯拉夫字母的地域，其共同點之一即這些地方絕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的勢力范圍。語言學家周有光認為，文字的傳播有一個重要特征，即字母跟著宗教走，宗教所及的地區比政權所及的地區更加遼遠。這與根植于中華文明深處的和平性形成了鮮明對比，與中華文明追求的多種價值和觀念、多種文化和文明的豐富而和諧、和平的理想狀態截然不同。尚“和”之傳統，使漢字呈現出內斂狀態，只盛行于它原生的地域，且變化發展遵循的是中華文明的觀念偏好和社會規范。

從審美差異、創作目的，以及文明特性三個方面來看，在深層的文化層面，與拉丁字體相比，漢字字體亦不滿足多樣化生產的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漢字字體缺乏多樣性。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文化和社會形態的穩定決定了漢字字體不會出現太多的變化，但隨著歷史的演進，文化圈的盛衰必然會出現交替。使用漢字的中國也并不會永遠都像雨果形容的那樣是一個“保存胎兒的酒精瓶”，中國也并不會永遠是一個缺少變化的國家。歷史的發展已經讓人們看到了今日之中國是如何充滿了活力，如何對世界產生著持續而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以經濟為先導，中國的技術、中國的文化正在逐漸改變著世界。但與使用拉丁字母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國對世界產生的影響并不表現為此消彼長的擴張，而是一種此長彼長的共榮。當與世界的互動更加頻繁的時候，作為文字容器的字體必然也要為了適應更加廣泛的需要而產生新的形式。這些新的形式將顧及更多人的偏好，更加符合新時代下人們的審美。至于漢字字體在這個過程中會發展出怎樣的新形態，我們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漢字字體的數量一定會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中呈現出不斷增長的態勢。

結語

十多年前曾有人問及字體設計專家，如何看待字體設計行業從業人員的成長，得到的答復是“很悲觀，沒有人愿意做”。彼時僅有20家公司從事漢字字體設計，行業發展緩慢，難免會讓人得出悲觀的論調。但十多年后，中文字體行業正在逐漸改變發展緩慢的頹勢，越來越多的個人和實體開始投入字體設計行業。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有相關企業100余家，僅方正字庫的簽約設計師就達到了700人以上。與綜合國力的發展同步，字體設計行業在過去十余年間的蓬勃發展得益于法律環境的進一步完善，得益于字體知識產權逐漸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當然也得益于我國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在貿易全球化的推動下，近年來不但有國產中文字體走向世界，甚至還出現了“進口”中文字體流行國內的現象。例如，由Adobe聯合Google先后在2014年和2017年發布的思源黑體和思源宋體。兩種字體有著中文字體少見的多達七級的字重選擇，每個字重包含了多達65535個字形數量，其開源免費的授權方式使得這種可免費商用的字體一經發布便獲得了眾多國內用戶的青睞。

雖然目前漢字字體的發展還存在著由于數量和復雜程度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因素的制約，但技術的發展為字體的創新帶來更多的可能性。近兩年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幫助下，通過機器學習《爨寶子碑》和《多寶塔碑》的字體特征，結合人工干預，在極短時間內誕生的阿里媽媽刀隸體、阿里媽媽東方大楷等字體便是一次高新技術推動文化發展的積極探索。這種進步或許正在一步步地把曾經人們的想象變為現實——只要把基本筆畫輸入計算機，各種各樣的字體就能夠源源不斷地生成。技術的改變已經具備，字體設計回歸創意，跳出“正文字，傳經典”的窠臼，從漢字書寫所特有的美學、哲學等精神性的高度上去引導和把控字體的形態，使其能夠在千變萬化的形式中保留漢字書寫的審美氣韻，漢字將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